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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0年·第45期] 客座教授原是“小学毕业”
发布时间:2009-02-25 13:44:13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有学生问我,是不是像我这样不读大学也能成功。我说,是的,但我这条路太难走了。——杨勋
        
        制衣大王杨勋早年因故辍学,1972年偷渡香港创业,多年来热心教育事业捐资上亿,受聘为暨大、广工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杨勋,是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他捐资助学,投入资金上亿元。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对教育事“情有独钟”,这从他的经历或许可以窥豹一斑。

        因家庭成分被迫辍学-上山下乡-偷渡香港-白手创业-回乡投资,杨勋的奋斗经历演绎了从白手起家到身家超10亿美元的“财富传奇”。他1952年生于广东惠州,小学毕业即辍学,20岁“偷渡”去香港,从最底层的熨烫工做起。1974年他和哥哥杨钊创办旭日制衣厂,如今的旭日集团直属公司有80多家,员工超过3万人,业务范围涵盖贸易、零销、工业、金融和房地产等。

  11月10日,在一个由真维斯冠名并由国内众多大学生参与的休闲服装设计比赛上,记者采访了这位传奇人物。

  口述人・杨勋

  旭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制衣业总商会会长;1952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1972年移居香港,1975年成立旭日集团有限公司,现有80多家直属公司,员工超过3万人,业务遍及服装制造、贸易、零售及房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

  成分不好
  小学毕业就辍学

  小时候我很爱读书,书也念得不错(笑),成绩在学校里从没有掉出过前三名。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倒是很重视,可惜遇到“文革”,我念到小学刚毕业就被迫停学了。那时我父亲是做买卖的,被划为“资本家”、“黑七类”什么的,我小学毕业时,就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作为一个典型,不准再升学了。
  对于一个成绩不错又爱念书的小孩来说,没有书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心里特别难过。那时我才13岁。之后的经历比我想象的还难熬。16岁那年,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就“上山下乡”到惠阳农村去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三年,我感觉这样下去不会有前途。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一定要摆脱贫穷!左思右想后,当时不满20岁的我瞒着父母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香港。

  偷渡香港
  从熨烫工干起

  我是游泳去香港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偷渡”。

  那是1972年夏天,我一个人在山上走了3天,终于在一个深夜来到海边,游泳到香港。

  初到香港时,第一个感觉是想回来。你们很难想象那种艰难的环境,有时比在乡下种田还辛苦。当时我哥哥已经在香港,我们一起住的那个房子,大概有40平方米,三个房间总共住了16个人。当时自己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环境。但既然来了,就要面对这些问题。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有两年。在香港真正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是在1976年。

  不过,从落后封闭的内地一下被扔进繁华的花花世界,处处是扑面而来的新鲜刺激,四周都是生机勃勃的市场,身边总有人在谈论赚钱,每一个人的劳动都能获得回报。这一切在内地都不可思议,这也让我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而强烈起来!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发现,当时的香港是一个信息对每个人公开、所有人都能公平竞争的打拼者的天堂。这正是处于社会底层、当过农民的我最需要的创业平台。

  由于我文化不高,又不懂英文,更没有社会关系,所以只能出卖苦力,从最底层的工人做起。由于是做最底层的工人,愿意做的香港本地人不多,所以工作还算得上稳定。

  一开始,我在哥哥做事的工厂找到活干,嫌不够,就同时在三个制衣厂干活,做熨烫工。不到两年,就掌握了制衣业的全套技术和工厂运营的方法。那时哥哥也被提升为厂长。

  1974年,我和哥哥感觉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于是一起创办了旭日制衣厂。服装厂刚建起来的时候,员工在100人左右,厂房为600平方米。如今的旭日集团直属公司有80多家,员工超过3万人,业务范围涵盖贸易、零销、工业、金融和房地产等。
  
        改革开放
  忐忑回乡办厂
  7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的繁荣已使人力成本迅速增加。配额和成本,两座大山已压得企业不堪重负,工厂做得越大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当时我们已经成立旭日集团,考虑到这些因素,决定转型,将生产转移到有配额且人力成本低的地方去,成为一个以香港为总部的跨国企业。1976年我们将厂开到菲律宾,1977年到了印尼,1978年回到了中国内地。

  我记得1977年时,外经贸部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找到我们说:内地的政策就要变了,欢迎你们回家乡去办厂。说到回家,我们眼圈一下就红了。与父母亲人离散,在外过着几乎非人的生活,颠沛流离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去了。但我们的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所以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是偷渡过来的……”来人笑着说,“这个我们知道,保证不会出事。”当时我们想,内地穷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国家和人民形成了共识搞经济,难道会走回头路?所以我们俩一商量决定:回国办厂。

  那时内地几乎没有海外来投资的先例。我们立即回家,根据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写了一个方案:旭日投资办厂,派人管理;旭日下订单,提供原料,产品返销给旭日用于出口。内地方面只需提供建厂的地皮和工人,赚取加工利润和工人工资。方案呈上去,不出两月,国务院批复下来:“同意(补偿贸易,来料加工)。”

  第二年的3月,工厂在顺德建起来。后来旭日出口生意的利润越做越大了,别的香港企业一看,也纷纷通过华润进入内地办厂。就这样,珠三角的来料加工业态被带动起来,两三年之后,整个广东经济苏醒。

  热心教育
  捐建20所希望小学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些年,我投入上亿元在教育实业里:900万元设立大学生助学基金,2000多万元支持希望工程,捐建20个希望小学等。

  有学生问我,是不是像我这样不读大学也一样能成功。我说是的,但我这条路太难走了。你问我如果当初不辍学而是顺利升学,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功――我想我还是一样会成功的。这是个性决定的。知识只会如虎添翼。

  这几年我跑遍国内30多所大学,给学生讲课。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企业的发展。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要“多劳多得”,有些则觉得“少干多拿”是聪明人。但是我跟这些年轻人讲,如果少干多拿,这些资源从哪来?在社会里,大家如果只知道索取,而不奉献,这个社会将会怎样?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考虑奉献问题,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为什么我要帮贫困的学生们念书?就因为我希望他们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上大学不代表一切,拿到证书不代表一切,但知识是工具。

  2005年我们在青少年发展基金里面设立了助学教育基金。在24所大学里,选出了1000多名的学生进行了资助。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去资助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踏入社会了解社会。他们要到我们的公司做80个小时的工作,和我们的员工一样,要接受培训才能上岗,然后拿工资。通过了解企业文化的同时,我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样回馈社会,而不要单纯地索取。今年就有17个同学把我们每年资助的几千块钱主动地让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
  本版记录:本报记者 方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