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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0年·第43期] 为考大学退伍 读完大学参军——曾摘下县文科状元的陶德友说,“高考提高了我的人生价值”
发布时间:2009-02-16 08:52:43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陶德友将不同时期的照片按时间摆放。当兵、退伍、考大学、再入军旅、脱下军装踏入社会,陶德友的经历很有些戏剧性。见习记者马强摄。

陶德友在办公室。见习记者马强摄

  口述人・陶德友

  1957年11月生,湖南省靖州人。1976年12月入伍,1980年9月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学习,1984年8月第二次入伍,1995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广州市外经贸委。现为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人的一生,就像小提琴拉出的音符,高高低低,或起或落。我的人生亦如此。不过,这一切,都与高考有关。

  高音:摘了县文科状元

  我家是“半边户”,父亲是管着三个乡中学的校长,母亲是农民,于是户口随了母亲。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轮不上读工农兵大学,便回乡下“修地球”。1976年底,在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声中,我带着大红花成了铁道兵。

  次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父亲劝我,如果看不到提干的希望就高考吧。其时,我已调到连部当文书,平时工作就出出板报,写写报告,首长也还重视。但我经恢复高考这一搅,已经坐不住了,便赶快找来高考复习资料,开始做高考梦……

  1979年底,熬够3年兵,我便主动退伍,回到县一中高三文科尖子班插班。1980年高考揭榜,我摘了县文科状元,考入湘谭大学中文系,是我们乡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高考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大学生!那几天,县有线广播反复广播,一向很少当面表扬我的父亲,情不自禁地夸我“还算争气”。

  和音:因恋爱而掉“乌纱”

  高考改写了我的命运,也成就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第二部曲―――婚姻,就是大学给我的。

  大学对学生恋爱的态度在那时还不明朗。我们80级中文系只有两个班,当时一班班长在高考前与一卫校女生恋爱且偷吃了“禁果”,大二时,他想甩掉卫校女生而与大学同学好。岂料卫校女生告到学校,学校就开除这名班长。血淋淋的教训阻止不了我们恋爱的势头,不过我们都把握个度,从不越轨。那时我们班36人中就成了6对,走到至今还有4对。

  我从大一起就担任二班班长,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又开始写作和发表。小我5岁的妻子当时是生活委员,我们开始谈恋爱,但不敢明着来,只能搞“地下党”,月黑风高才敢到校园里转转。大三下学期,有人打小报告捅到学校,我们坚决否认。系领导认为我身为班长谈恋爱没起好带头作用,要撸掉我的职位。但同学们跟老师对着干,重新选举也都投我的票,不过最后戴了两年半“乌纱”还是丢了。

  低音:转业后“慢半步”

  毕业后我到了广州军区司令部干部文化学校,教初高中补习班的语文课和大专班的写作课。不久遭遇大裁军,学校停办,我相继到了军区防化团、射击队工作。其间,我荣立四次三等功,这归根结底与大学对我的教育分不开。

  然而,我同样避免不了“向后转”的命运。1995年10月,我转业到广州市外经贸委,两年的正营职“降”到“副主任科员”(副科级)。和“老转”们相比,大家都彼此彼此,但和大学同学一比,就亏老鼻子了。我的领导都比我年轻,大学毕业也比我晚,客观地讲,这“落后”与我大学毕业第二次从军的“耽误”不无关系。有时望着走在自己前面的同事,回顾自己高考后的人生,我不停地问自己,还能赶上吗?

  但是,大学与部队给了我组织能力、文字功夫……我在党建、政研方面的论文连年在市里获奖,小说散文频频见诸报刊。这要感谢高考,是高考提高了我的人生价值。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
  记录人:本报记者 邱永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