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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0年·完结篇] 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先锋张敏强:高考不能废申请制可并行。废除高考的人大代表:纪念高考恢复不妨改革招生
发布时间:2009-03-02 10:49:55
来源:南方都市报


张敏强●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学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言论:高考不能废,但迫切需要改革

      完结篇

  30年前,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全国570万人在冬日赶赴考场。后来这批考生里面走出了陈平原、李东生、陈小奇……1977年,也因此被称作“一个时代的拐点”,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从无序回归有序。

  30年过去了,高考作为唯一标准导致的教育扭曲备受诟病。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催生出新的知识无用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精神准绳渐行渐远。社会上争议之声不断,更有激进者要求废止高考。

  今天,本版请来两位重量级的“新三届”人物范谊、张敏强,畅谈高考反思高考,以求问诊当前高考的弊病困境,拨开迷雾探寻改革的方向。

  是为高考30年完结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受益者,张敏强后来也参与了高考制度的历次改革,1985年,他作为专家之一,参与了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实验。回顾高考30年的路程,他仍然坚定地认为,高考制度可以完善,废除并不恰当。他建议,在现今条件下,可尝试采取高考制与申请制并行的招生制度。

  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张敏强

  “高考权威性获国际认同”

  记者:高考恢复30年了,你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它的得失成败的?

  张:我是1978年的高考考生,当时我从河源胶木电器厂车间走出来参加高考,夺得惠阳地区的高考理科第一名,也可以说是恢复高考后的受益者。时至今天,30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高考作为一个制度,应该坚持下来。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中国高考的权威性在国际上都得到认同,高考的拼音“GAOKAO”,现在是英语里的专有名词,特指中国的高考。

  记者: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不少人认为它集招生、选拔和评价于一身,你是如何看待它的这些功能的?

  张: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高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一个方法,只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赋予它太多功能是不可能的。我认同高考确实起到招生和选拔的功用,就是把合适的人才招到高等学府里继续深造。但是现在几乎从政府到职能部门再到学校,都把高考的作用无限扩大,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给它附加了评价的功能。

  老师评职称加工资靠它,学校上等级靠它。试想一下,尺子本来就是用来量长度,现在又想拿它来称重量,这怎么可能呢?

  “穷孩子能四处赶考吗”

  记者:“一试定终身”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批判其不够人性化,有遗漏优秀人才的可能。

  张:近年来,我国每年有100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的是500多万人,这个比例也不低了吧。此外,除了高考制度外,我们还有推荐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作为考试外的补充。本来有特长的学生就是极少的,如果万一真的把这几个特长生给遗漏掉了,但对于其他考上大学的500多万考生来说,也是一种相对的公平。

  记者:鉴于12年寒窗只为一场考试,废除高考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

  张: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假如不高考会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由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假如每年有10万学生报考北大,北大要组织10万人的考场,要组织大批人员监考。命题、阅卷,哪个高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好这些事情?好了,每个学校都来组织一次考试,考生要坐飞机四处赶考,穷孩子负担得起吗?高校有这种组织能力吗?

  但是,高考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几百万到1000万,而仅凭一份高考试卷,就要承担从能力、个性、知识等方面区分1000万考生的责任,还要承担为各级各类高校选拔新生的职责,从测量理论上来说,是做不到的。

  记者:对于高考的改革方向,你有什么建议吗?

  张:我觉得高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度的选拔性应有所减弱,选拔性适用于本科阶段,而专科、高职院校采用申请制,学生参加由中介机构或考试中心组织的学科知识考试,就可以向心仪的3到5所职校提出申请。

废除高考的人大代表:纪念高考恢复不妨改革招生

范谊●四川外国语学院79级学生●现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言论: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提交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废止“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招生制度,建立由学生自愿报名,高校自主录取新生的招生新体制。此举一出,引起了全国上下新一轮关于高考改革的大讨论。

  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

  ――范谊

  “我是新三届更有发言权”

  记者:能讲讲您的求学经历吗?

  范谊(以下简称“范”):我也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1979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那年我21岁,是石油工人。

  记者:可以说,您也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但您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议打破和改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

  范:从历史的眼光看,恢复高考绝对是正确的。那个时代,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感觉未来没什么希望。

  但高考给了每个人公平的升学机会,使得社会矛盾得到减压,也给有毅力才华的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以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更有发言权,更有体会。

  “体制性运作把高考神化”

  记者:您在全国“两会”上说的“高考制度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灵性!”,“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这引起很大的争议。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范:三十年前,上大学是正面的奖励。经过三十年体制性运作,今天的社会把高考神化了,高考失败就是弱者,甚至考不上一本线就是耻辱。你想想,这样一来孩子压力多大?

  我们的问题是把考试绝对化,招生主要是按一次考试的分数录取。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就为了一个高考,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记者:您是指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高考的功能也已变化?

  范:对。当时恢复高考是适应环境,现在环境发生变化,就要进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应该为大学教育回归它的本位,即培养人,而不是选拔人,提供实现条件。

  改革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是我们对高考恢复三十年最好的纪念。

  “因厌学而辍学也不可以”

  记者: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废除高考的时机成熟了吗?

  范:我提出要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核心不在于要废除高考,我不是反对高考的形式,而是反对现行的招生制度。如果离开高校招生,高考不会有任何人追捧。我提倡的是要给学校选择权。

  记者:很多人反对您的方案,主要是这样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高考固然有其弊端,但目前大家认为高考还是保障公平的最好方式。

  范:很多人对教育公平是有误解的。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应试教育以成败论英雄,难道就是我们期待和追求的教育公平吗?

  “高等教育是公民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不通过统一的考试,而是由学校自己来招生,那很容易造成贫困的孩子没书读,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上好学校。

  范: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我们在设计新的高校招生制度时给予高度关注,从制度的设计层面给予限制和避免。

  高考自建立、恢复以来,一直都有公平性的问题。但绝对公平从来都不可能。领导和老板的孩子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既要保障优秀的穷孩子上学的权利,也要保障那些不是那么优秀但可以支付费用的孩子的上学权利,更何况他们提供的经费还可以帮助政府扩大教育资源,给更多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从分蛋糕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把重心放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量上,而不是对上学机会的分配津津乐道。

  记者:目前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太少了,谁都想上好的学校,而谁能上谁不能上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范:优质教育资源少是个伪问题,因为永远不可能有优质教育充足到可以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一天。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是永远存在的。高考“以分取人”,把学校分成五批招生,国家按照学校的档次来配备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高校的差异性,使学校和社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名校。

  记者:穷孩子们只是希望有读书的机会。

  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取决于如何招生,而是取决于高等教育总量。政府的责任是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把“蛋糕做大”,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不是所谓人才的专利,而是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的责任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把尽可能多的人都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

  我有一个“果园理论”。假如一个果园里的果树经过二三十年已经严重退化,是把分配果子的公平性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把更换新树种放在首位呢?答案很明显。高招制度也是一样。如果果实已经坏了,分配得再公平也没用。

  如果改革教育体制能给教育松绑,学校就会考虑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个性,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难道不是更高层次上的教育公平吗?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