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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画卷·第43期] 何磊(1916年-1978年) 举镜“嗅画”苦 用色“天然”长
发布时间:2009-12-31 09:47: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1-19
生平简介

  何磊(1916-1978),原名何侣纪,广东顺德人。出身贫寒,曾做过报童。1933年偶遇高剑父,被收为徒弟。1934年,正式入春睡画院,改名磊。1938年,到澳门普济禅寺追随高剑父继续习画,同时出任澳门地区劳工子弟学校(濠江中学)美术教席。抗战期间,多次于港澳举办画展。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组织“红黄蓝画社”,团结画人从事进步美术活动。1950年返穗,先后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任职,历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眼睛不好,“嗅画”自然慢

  记者:何磊是高剑父的入室弟子,但名气并不算太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林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目前可查的关于何磊老师的资料确实很少,只是有几幅画被一些画册选中,有些简单的介绍,甚为可惜。他可以说是“一个快被忘掉的艺术家”。当然他的艺术生涯和影响力受到了一些东西的局限,比如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视力不好,得戴一副眼镜并举一个放大镜画画,有人说他是在“嗅画”。此外,他为人处世很低调谨慎,一心只是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不太在乎名气之类。他把大量时间放在读书上,有个绰号叫“蛀书虫”。他几乎是在晚上作画,完成一幅画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并不高产。我看过的他的画有30-50件。看他画得那么辛苦,我们学生都没好意思找他要过画。他的画比较好的时候是在1958年到1965年。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绘画受政治影响不大,整个绘画环境都比较好。

  陈金章:(前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关山月、黎雄才和何磊是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关老和黎老比何磊年纪要大,他们很早就有名气。何磊那时还小了点,等到有些成就了,就开始有了很多的运动,例如“文革”之类。可以说时机不对。

  陈继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当年获何磊送赠《资本论》的李成俊于1978年回忆说:“有时候,他卖了一张画,便喜滋滋地约一群朋友上餐馆打牙祭,结账时毫不在意地开玩笑说:”这饭顿只不过吃掉了老虎(画)的一条尾巴‘。“从李的回忆可见,何磊的画在当地有一定的市场,他的艺术成就也是得到肯定的。

  不用化学色,自制天然颜料

  记者:何磊的绘画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林墉:高剑父门下弟子众多,他根据每个弟子的特点,分别指定他们学习具体的画种。何磊初期是画山水的,并且技法已经到了一定的纯熟程度。但高师觉得当时花鸟画家比较少,于是指定他专攻花鸟,从唐宋花鸟入手,并且强调写生。

  他讲求线条细致,这还算比较普遍,但他对色彩的追求是很特别的。他用色基本都是真色。很多颜色都是他把石头等天然物质等用火烧、水泡方式制作出来,而不是像有些画家直接用化学颜料。天然色彩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能长期保鲜。他专门研究过颜料的制作,也教我们。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

  陈金章:他画风严谨,受高剑父影响比较深。他们都认为要研究生活,真实反映生活。何磊的猫、鹰、鸭都画得不错。作品的色彩很雅致,用色渲染也较多。不过他眼睛不好,对他画工笔画有一定影响。

  节俭而不寒酸,严谨却又亲切

  记者:何磊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林墉:我1958年就读于广东美术学院国画系,何磊当时教我们花鸟。我是国画系的班长,跟老师接触比较多,老师身上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品质。他很节俭,58年初见他时,感觉他穿的衣服像是满清时期的,但还是很整洁。老师的节俭不会让人觉得寒酸,倒是有些情趣。有一次去他家,发现他家的蚊帐上有很多花鸟鱼虫,生机盎然,以为是特意的装饰。老师却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是蚊帐用时间久了,烂了,就弄了很多块布补上去,然后画了些图案。

  老师的教学很严谨。记得我们开始学调色时,老师一进教室就来摸我们的砚台。一摸,发现上面有杂质,他便让我们洗擦砚台,说等到洗干净了再上课。而“洗干净”的标准就是他用他的白衣服擦砚台,衣服上要看不到脏东西。他说:“你们如果连这些都弄不干净,怎么画好画?”其实他不仅教我们作画,还教我们做人。严谨的另一面,则是他的平易近人。他没有老师的架子,经常会邀请学生去他家。我们有5、6个同学总主动去老师家,老师会欢迎大家。老师有什么新画了,也邀请我们去观赏。

  他有很多特别的观点,他认为学国画要先从宋代的画入手,学了宋代的,再返古入今。高剑父也曾提倡“新宋院画”,主张从宋画入手。很多老师都认为学画要从古到今,或从今到古。他认为宋画是最端正、技巧最丰富的,讲求线条,一定要有墨线条。

  陈金章:当时他教花鸟,我教山水,我感觉没有学生不说他好的。

  陈继春:在教学期间,何磊极得学生的爱护和拥戴,而且师徒关系融洽。其在澳门濠江学校教员宿舍中多有学生流连,常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一些看来不大容易理解的问题,经他循循善诱和解说,使学生豁然开朗。

  在政治上比较活跃

  记者:何磊是高剑父学生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吗?

  陈继春:在澳门爱国人士的记忆中,何磊的政治觉悟甚早。1944年,当时在一家教会学校里教书的他就以微薄的薪金,扣下必需的个人生活费后,将余数资助当地的进步文化事业,而且在持续不短的时间里画了不少抗战宣传画,送给当时活跃于中山县敌后的游击队,以期激励他们的斗志。有一次由于没有画布,他更撕下自己的被单,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中共领导人的肖像画于其上送予他们。

  何潜猛(何磊之孙):爷爷在澳门期间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比较早就开始参加地下活动,但正式成为中共党员是在1946年。由于40年代初港澳的政治环境,进步人士的各类活动都只能秘密进行。有言论说,当时党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高老先生身边做工作,就看中了我爷爷。高剑父后来才知道我爷爷是党员,他对这件事虽然很吃惊,但并没有太介怀,体现出一代名师的大家风范。后来的高剑父也基本答应师徒一起返回大陆。可惜因为身体的原因未能成行。

  记者:何磊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南迁上是否也起到重要作用?

  林墉:是的。1958年,中南美专(即广州美术学院前身)要南迁,何磊是南迁的重要人物。广州美术学院的选址更多是他的主意。南迁之前,何磊就回来选址。广州美术学院所在地不远处便是高剑父的老师居廉、居巢的家,陈树人的儿子也是战死在那一带。何磊认为这里就是要让我们来怀旧的,于是提议选址于此。在后来的建设中,何磊也起了重要作用。

  何潜猛:1950年,爷爷回广州参加祖国建设,当时担任广州美术社的社长。后接上级任命,领导筹办广东美术学校,但几年之后有关部门调整安排,计划把当时在武汉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等美术机构迁到广州,于是筹办工作搁置了。他被委派到武汉中南美专任教,1958年随校一起迁回广州整合成立了广州美术学院,参加了学院早期的建设工作。

  在澳门举办首次画展

  记者:何磊在澳门时期开始慢慢有了名气,大致情况如何呢?

  陈继春:何磊于1939年初与“春睡画院”同仁寓居濠江,日夕共笔砚,相谈说在艺禅之间。由于何磊在澳门期间有一段时间是居于高剑父的家中,后来才移居张达伟于十月初五街的杂货店,其一直追随于高剑父左右,故可常向高氏请教。另外,高氏于普济禅院重开没有挂牌的“春睡画院”时,他又经常探视,与众“春睡”门人关系融洽,又勤奋异其俦侣,深为高剑父嘉许。除了高剑父外,简又文也对其寄望甚高。于1939年6月8日至12日在澳门商会举行的“春睡画院留澳同人画展”中,何磊提交了题为《春水纤鳞》的游鱼作品,以及白马、孔雀、猛虎等作品。简氏认为上述作品均得高氏“新宋院画”衣钵的真传,“是大可造就之材,前途未可量也。”

  何潜猛:1941-1942年间,经过师徒之间多年的严教勤学后,爷爷在得到高师的同意并且获得恩师题词的情况下,在港澳地区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社会反应非常好。从此他作为一名画家开始步入社会。先后在港澳多间中小学任教。当中就有当时思想比较进步的澳门濠江中学。

  爷爷擅长花鸟鱼虫动物画的创作,作品中亦以此类题材居多。他曾送给普济禅院当时的主持一幅老虎画作,大师爱不释手,几乎当作镇院之宝珍藏。

  旧址寻访

  红砖砌的宿舍将被拆掉

  何磊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住过的地方依然存在,那是一栋红砖砌的两层楼宿舍,位于广美正门的右侧,当时叫做2号楼,何磊曾住在二楼的一间。如今宿舍楼已被用作地铁工程队的临时办公住宿地了,被隔离在施工地的围墙里。关山月作画的独栋旧宅就在其后。

何磊位于广州美术学院的故居,现在是地铁工程人员的临时休息室。汪晶晶摄

  傍晚时分,房间里亮起了灯,只是早已物是人非。听说它将会被拆除,在钢筋水泥的铿铿锵锵中为现代市政建设隐身而去。

  评画

 

  《梨花戏猫》

  纵175×横77.5厘米

  收藏:岭南画派纪念馆汪晶晶翻拍

  评述:陈金章

  何磊的小猫画得不错,有一种写实的味道。这幅图是对于春天的描写,他运用了富于人情味的语言,描绘猫儿享受母子间的温暖。整个场景是阳光温和,满树梨花开。画面色彩雅致,对事物的勾勒很严谨,诠释出动物也需要亲情的内涵。

  《群鸭》1959年

 

  三联屏,纵240×横280厘米

  收藏:广州美术学院

  评述:陈继春(澳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

  画中的左上角是以半工意和“撞水”、“撞粉”方法画成的瓜棚,绿油油的叶子之间有黄色的花绽放;其下方的鸭子由左侧游出,画中的六十多只鸭子有白色的、有花鸭;有仰天而叫,又有潜水觅食;有相互竞逐,又有独腾水面。以4束鸢尾分隔群鸭,与鸭子的羽毛一样,极尽精心描画的能事,尤其是鸭子的羽毛,褐、灰、孔雀绿色聚合,群鸭之间的的空间又以颜色的深浅来区别,整幅画生活气息盎然。

  《桃江丽影》1956年

 

  纵200×横100厘米

  评述:摘自《广东画报》1986年第2、3期

  当时画家刚从澳门回大陆,目睹祖国换了新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激动之余,通过花鸟画抒发自己的情怀,讴歌现实。

  在绘画技法上,继承了宋代院体画“勾勒重彩”的遗风,并吸收了“撞水撞粉”和渲染的画法。在纸面上作大片的润色,使画面笼罩在一层暖和的调子之中。构图十分饱满而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对于鸳鸯的描写,刻画入微,深得神采。呈现出“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意境。

  趣闻逸事

  偶遇而拜师,师徒情义深

  据了解,其实何磊得以正式学习绘画是出于偶然,或者说缘分。1933年的某日,何磊在广州西关某茶楼卖报,看见一老者评点画卷,身旁围了一帮年轻人,于是凑上前去听。结果听得入了迷,把卖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当中一年轻人注意到他,问他一个小孩子怎么对这个如此感兴趣。何磊认真地说:“我很喜欢画画。”老者便回过头来问:“真的吗?”何磊回答:“我平常经常自己画画,但画得不好,没人教。”有趣的样子引致众人大笑。那位年轻人说:“你知道老者是谁吗?他就是名画家高剑父先生啊!”何磊恍然大悟:“哦,早听说大名,今天有缘见到真是万幸,我想跟你学画画!”当时高剑父爱才乐教也是出了名的,见其年少好学,就有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青年画社(今海珠区同庆路)弟子何炳光(也就是人群中那位注意他的年轻人)处学习。

  当时的名师都不随便授徒,一般先由弟子试教一段时间,觉得可以了才正式亲自施教。在青年画社,何磊在何炳光师兄的教导下刻苦学习绘画,其间每星期2到3次,拿着自己画的习作步行到盘福路朱紫街高师的春睡画院让高剑父指点。现在交通发达,这段路看起来不算太远,但当时是要走近20里路,而且大部分是荒山野地的崎岖小路,期间还要坐小艇过珠江,足见当时求学的艰辛。

  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何磊逐渐得到高师的认可,认为这孩子可教,终于在1934年正式将其招入春睡画院学习,成为入室弟子,一切费用由高师无偿供给。

  高剑父考虑到其当时的名字侣纪与唐宋花鸟名家吕纪读音相同,对日后发展不利。为避免误会,于是为其取名“磊”,取其做人要光明正大之意。从此画家一直用何磊这名字。

  何磊在高老先生身边多年,深得恩师的赏识和器重。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初,高剑父及春睡画院一众弟子迁居至澳门普济禅院。临行前指定何磊留守广州春睡画院。到年底广州沦陷前,出于担心弟子的安全,高师示意何磊不要再留在广州了。于是何磊与关山月、黄独峰等同门经由四会、怀集等地迂回曲折地到达澳门,得以同恩师团聚。

  后人追述

  幼年艰难,正直厚道,助人无数

  联络何磊的儿子何苍龄先生时,恰遇他在广州之外疗养,面谈不成。于是找到何苍龄的幼子何潜猛,交谈几小时后,他还特意将父亲和自己的回忆整理成文传给了记者,以供参考。整个过程都显得非常认真严谨。何磊去世时,何潜猛仅是两岁半的幼童,对爷爷的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断,但都是关于爷爷疼他和哥哥的。他笑言,在自己还没有展露对绘画的兴趣时,爷爷就去世了,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绘画上还有幸受到爷爷的指导。在何潜猛心中,爷爷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及人格魅力。

  何潜猛称爷爷自幼生活并不算好。出生时爷爷的母亲因难产去世,其父亲为商业经纪人,在外工作时间较多,对他关心甚少,从小靠家里几个姐姐合力抚养,姐姐们在他10岁时凑钱供他读私塾。他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平时喜欢自己写写画画。

  他自幼懂事,1931年就由亲戚介绍到顺德陈村(当时广州陈村石龙佛山是广东四大商业集中地)做饮食学徒(俗称伙头军)。业余时间仍坚持自学绘画,刻薄的老板认为其影响自己的生意,经常骂他。一年后他终于愤而辞工,转到广州亲戚家安顿,平常靠卖报(当时叫新闻纸)为生。卖报有个好处就是平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画画。

  何潜猛说:“爷爷为人正直厚道,乐于助人等优良品格在业内更是有口皆碑。平常作风很谦虚低调,生活上几十年如一日非常简朴,对一些后辈却乐于资助,受过他恩惠的年轻人难以计算。他是要将当年高老先生对自己再生父母般的恩惠复制到后辈身上,希望传统美德能够代代相传,作为对恩师最好的回报。”他经常听父亲教导:做人要老实厚道,先人后己,施恩莫图报。这都是爷爷对父亲及后人的期望。

  画论

  政治转向:新中国艺术家的调整与适应

  政治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关键词之一,它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对后者的制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不影响到艺术家的价值选择与图式趣味的表达。1949年进入新中国的历史语境就更是如此了。

  从1949年起,伴随着从解放区来的左翼美术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机构的接管,民国时期庞杂的艺术机构、学校、社团等均被加以整改。那些倾向于中共或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家在相关文艺机构中迅速地占据有利位置。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被施行全国。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这个词在实际的操作中等同于“正面反映”、“歌颂”或“赞美”,像广东漫画家廖冰兄在1957年发表《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这种以画笔揭露时弊的作品,则受到公开的批判。

  新中国的艺术理念实际上有着较早的思想资源,抗战时期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漫画运动尤应值得注意,这种大众美术的实践最终导致了新中国时代由无名艺术家创造大众化作品的传统。简言之,后来中国所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其种子的撒播与萌芽,事实上是在抗战时期开始,它深刻地表现在漫画成为民众动员工具、由沿海城市进入广袤乡村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在日军占领东部城市后,大批传统派画家脱离了原初的创作环境,在辗转逃亡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南、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真山真水,开始探寻大自然的奥义,这些变化为现代中国画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大众主义艺术取向与这些面对自然写生的创作方式在1949年后的历史情境中结合时,以描绘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新山水画”的产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可能。

  从民国转向新中国时,每个艺术家均不得不作出调整,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事物,以适应新的艺术功能的需求,但这对于那些长期浸淫于传统的国画家而言并非易事。居住在北京擅长花鸟画的齐白石(1864-1957)在画面中题上诸如“祖国万岁”的跋文,以表现新的政治思想;生活在江南不擅人物画的潘天寿(1897-1971)则费劲地表现人民生活场景,或在山水画的点景中加入望楼等事物赋予艺术以新的时代精神。与北方和江南的艺术家不同的是,活跃在南方的岭南派画家及其传人则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像高剑父(1879-1951)的得意门生关山月(1912-2000)在抗战西迁的过程中游历名山大川,进入新中国后便将丰富的写生经验顺利地转变为对热火朝天的生活的描绘,创作出诸如《新开发的公路》(1954)和《山村跃进图》(1957)等作品。高氏另一弟子黎雄才(1910-2001)同样游刃有余地创作出史诗般的巨作《武汉防汛图》(1954),以表现当代的重大事件。这种情形的出现,应跟他们的老师高剑父等的艺术主张与实践相关。高氏新国画主张不拘一格地描绘当代生活新事物,诸如在画中添加飞机、电线杆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岭南派传人接触到诸如人民生活、建设工地等景象时,它们无异于高氏眼中的“新事物”,对于这些新事物、新情节的描绘自然就得心应手、合乎逻辑了。这或许还可以解释,正是由于这样的基因,“文革”时期广东艺术家的创作能够跟当代政治的发展如此紧密地结合,成为“文革”美术中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

  赖志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研究生,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研究。

  下期预告:司徒奇

  本专题鸣谢:岭南画派纪念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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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逢周一、四见报 题签:吴瑾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汪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