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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篇 沙飞] 风出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
发布时间:2009-08-17 08:44:43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3-7-24
    
摄影家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者。1912年3月19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15岁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l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
 “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沙飞
 
 
复活的灵魂
沙飞:“中国新闻摄影之父”之死
  一百多年前,摄影术的诞生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眼睛”及视野;从此,人类凭借这一独具魅力的“目光”,保存了无数转瞬即逝的情景,在见证时代的同时诠释生活,在再现事物的同时描述世界,在捕捉影像的同时感动自己。而今天,当图片的盛宴让人应接不暇时,那些视摄影为生命,并曾以自己发现的独特瞬间揭示存在、定格永恒的摄影者,却大都被忽略或遗忘了。而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出生于广州的中国摄影家。他的名字叫沙飞。
  正像布勒松之于世界纪实摄影一样,沙飞的名字,也几乎是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尽管这一名字曾被历史尘封了四十余载。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自己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的一座丰碑;但对他富于传奇的一生,则不论解读或评价,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以摄影机作为武器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最终被精神错乱“葬送”的天才。
  19岁以前,原名司徒传的沙飞一直生活在广州这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重镇。这个被其开药店的父亲视为“桀骜不驯”的犟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并显露出一个现代艺术家的潜在气质: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对自由创造不可遏制的向往;还有热情、幽默与天真。虽然有几年,他曾为了尽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一度屈从于生存的压力,安于待遇优厚的工作和“小康之家”的温暖,但后来他的行动证明,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只会逐步加深内心的痛苦。毕竟,“独立行走”才是他至死不泯的志愿。
  1936年秋天,沙飞毅然辞职离家,赴上海寻求“作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的机会。此前,他已迷上摄影和木刻,并加入了“黑白影社”,正式以“沙飞”之名发表作品。是年10月,鲁迅逝世,沙飞因成功地拍摄到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及其殡葬情形而一举成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瞩目;但与此同时,却被当局下令通缉,被就读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勒令退学。这成了沙飞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随后,沙飞回到广州,靠借钱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期间,他先后经历了“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杀的危机。但他终于挣脱出来。在《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里,沙飞这样写道:“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在沙飞看来,摄影家必须自觉充当人类投向自由理想的一束永不躲闪的“目光”。
  于是,当卢沟桥枪声一响,刚刚又一次成功举办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飞,便立刻从桂林只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从此,他那独立行走的“目光”,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血泊和苦难中奋起的祖国,没有离开过那个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年代。在整整12年的血火岁月中,沙飞通过摄入他镜头的一个个画面,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民族独特而层次丰富的“显影”,使全世界再度被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所震撼。此刻,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列举沙飞那一串不朽作品的名单,但我们更想知道,是什么使他的“观照”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并经受住了时光的冲刷。这显然是一个秘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它肯定来自自由行走的心灵。
  回溯历史,许多所谓精神错乱的人,其实都具有这样一种心灵,只是由于难于承受现实的残酷与控制,而不幸地被“意外”搁阻于人类精神成长的途中,如尼采,如凡高,如沙飞。1950年3月4日,38岁的沙飞因神志失控错杀为他治疗的日本医生而被“自己人”枪决。许多人为之扼腕,然后却深信,他是无罪的。而唯一可以告慰沙飞的,则是祖国的天空,在那里,他的“目光”将更加深邃辽阔,并永远注视着人类迈向自由的脚步。
                                                             
        刘深
 
人物辞典
命运·决定性瞬间
  熟悉摄影史的人都知道,“决定性瞬间”曾是摄影史上影响最大的美学主张和创作原则,它强调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呈现的片刻,摄影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镜头抓住这奇妙的一瞬。而正是某些“决定性瞬间”,深深影响了沙飞的成长,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首先是1931年岁末的某一天。当时的沙飞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收入不菲,且已娶妻生子。妻子也在电台工作,是“一个比较进步些的知识分子,曾经同情并鼓励我做一个文学青年”。但沙飞同时还“爱上电影和木刻”,正徘徊于三岔路口,为何去何从苦恼着。这时,他看到了一份外国画报,一下便被上面的“几张好的新闻照片”所打动,很快便决定“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由于这个瞬间的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又多了一个卓越的摄影艺术家;而沙飞自己,却几乎失去所有的亲人——他们全都反对他从事摄影,理由很简单:浪费及没有前途。从此,就像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沙飞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承担了生命中难以忍受的孤独。
《张家口工人踊跃参军》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人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人民采树叶度荒》(1940年摄)
  1936年1O月,沙飞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决定性瞬间”——抓拍到鲁迅临终前的最后留影。这是鲁迅生前所拍摄的照片中,被公认为最传神且唯一露出笑容的一幅。因此,沙飞为自己的摄影生涯奠定了一块基石,同时却成了一名“逃犯”,并为妻子提出离婚而深受伤害。命运之神让你在这里得到,便会让你在其他地方失去。
  不过,假使沙飞当时没有被迫离开上海,那么,他一生中的第三个“决定性瞬间”,也就不会到来。1937年10月,在太原“全民通讯社”做摄影记者的沙飞刚刚完成对平型关太捷的采访,便见到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首脑聂荣臻。在聂荣臻批准他加入八路军,使他如愿当上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想像,这应是他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而在沙飞射出的子弹钻入日籍医生津泽胜前额的那一刹那(时为1949年12月15日),除了沙飞,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黑暗降临的“决定性瞬间”。由于它的不可逆转,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不尽的遗憾和悲伤。
 
鲁迅和白求恩·导师的面容
  当我们确认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并把许多美誉加诸其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两个伟大而纯粹的人,曾被沙飞当作终生的精神导师;而沙飞也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将他们的面容永远镌刻在人类的史册上。
 
《白求恩晒日光浴》(1939年摄),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人性化的一面。
沙飞摄影的《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安葬白求恩》等已成经典。
 
  鲁迅和白求恩——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文豪,一个世界著名外科医生;一个为沙飞终生敬仰,却仅来得及和他说几句话;一个视沙飞为同志加兄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心爱的“莱丁那”相机赠给了他。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沙飞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都是难以想像的。
战斗在古长城 1938年8月摄,抗战摄影的经典之作。
《和平医院鼻科》,朴实生动的影像使其成为解放区摄影的经典。
  从沙飞的《自述》中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拯救了他。当时沙飞正遭到生活的极大压迫(于举办广州个人影展后),为此“动摇、痛哭甚至企图自杀过”,但他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句话:“能生,能爱,才能文。”以及托尔斯泰的名言:“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后来,沙飞更是把留有导师最后面容的底片用小铁盒贴胸紧藏,至死也没有稍离片刻。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1936年lO月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被公认为鲁迅照片中最传神的一张。
  如果说,鲁迅是给了沙飞榜样的力量,时刻激励着他“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的话,那么,白求恩给予沙飞的,则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在为白求恩拍照的日子里,沙飞不仅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就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而且为其艺术见解所深深折服。喜欢写诗作画的白求恩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打破平静。在这害怕变动的世界中,他鼓吹彻底变革这一生活的准则”。沙飞无疑是服膺这种艺术主张的,他的那些传世杰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卡帕”·为时代立传
  没有一个真正的摄影艺术家是不配感激和纪念的。因为正是他们的非凡“观照”,深化了人类的记忆、认识、情感、渴求及其表达。沙飞也不例外,但他的突出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呈现上。
沙飞作品聚焦于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场面,包括贯穿其中的政治活动、群众动员、战斗过程和生活情景;影像朴实生动,兼有一种壮美的诗意。沙飞的早期作品,也是他为时代作传的一部分。其中如《南澳岛》组照、《纪念鲁迅先生》组照、《生命的叫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评价   
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黄女照片装底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1937年6月,
沙飞在桂林举办个人影展,陈望道、干家驹等文化界名流对其作品的评价
一个毕生用自己的镜头“观看”遗害,追求公正昀摄影家。  
 ——鲍昆(摄影评论家)   
与卡帕的生动表现了战争中的平民的生活状况、感情瞬间与多变的命运的照片不同,沙飞进入解放区后的照片很少出现作为个体的根据地军民的个别表一隋与存在感。 
 一一顾铮(摄影家)   
他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传奇色彩—— 这个奇迹般地创造了难以 枚举的“第一”的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却“第一个”倒在了年轻共和国的抢声下。  
 ——蔡子谔(《沙飞传--一中国革命新闻 摄影第一人》作者)
 
地理记忆
故乡广州:成长与成名之地  
故居    大新路430    
 
 
 
今天的大新路430号
沙飞生于广州市,由于当时沙飞的家是做药材生意的,先后搬迁过几个地方,不过,他离开广州时的住址为大新路430号。据他女儿王雁女士说.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沙飞到上海报考上海美专时填写入学申请表的时候,留下的就是这个地址。   
据记者了解,现在的大新路430号为一家商铺。广州没有建沙飞故居。
 
读书
第34小学、育才中学。
 
沙飞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广州度过的,他曾先后就读于广州市第34小学、育才中学及无线电学校。这个时候,他已经显露出对文学、电影、绘画、木刻的爱好。毕业之后他前往汕头毫台工作,薪水比较高,据说当时的月薪有400块大洋。   
沙飞就读过的育才中学为教会办的英文学校,而现在广州的育才中学创办于解放初,是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广州市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从时间上来看应该不是同一家。
 
 
成名
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今貌
尽管沙飞在上海时已初步崭露头角为人所认识,但他的真正成名之地,还是在故乡广州。 鲁迅逝世前后,沙飞因为拍摄了多幅鲁迅的照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准备逮捕他。沙飞得到消息后离开上海,取道汕头随后回到广州,积极筹办个人影展。   
1936年12月,沙飞在长堤的基督教青年会(现长堤大马路)举办了第一次个人摄影展。在展出的作品中,有鲁迅生前及殡仪连环照片20张,有国防前线的《南澳岛》连环照片18张,还有反映旧中国劳苦大众苦难生活以及人物、静物,风景等作品共100多幅,受到当时文化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摄影史上,沙飞的这次展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是他以现实主义摄影挑战“唯美主义”摄影的一份公开宣言。   
不过,举办这次展览让沙飞欠下不少债务。不久,他离开广州到桂林,并在那里举办了第二次个人展览。抗日战争爆发后,沙飞前往抗敌前线,从此没有再回到广州。   
基督教青年会原设在长堤浸信会马礼逊纪念堂,主要为男女青年和成人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和职业培训等活动。该会会址原有建筑面积6079平方米,1992年因城市开发被征用,1日址现只存有一栋位于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的建于1903年的小楼。   
                                                    本报记者    刘炜茗
 
人文胜地 
“开平四司徒"    
 
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便有“(广东)开平四司徒”之说,即:曾毁家纾难、倾力襄助孙中山革命的司徒美堂;革命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著名画家、被鲁迅誉为“表示了中国人……天然的倔强的魂灵”的司徒乔;中国革命摄影第一人沙飞(原名为司徒传)。   
一种说法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周恩来在重庆对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司徒慧敏说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恩来在重庆一个民主人士的公开集会上讲的。
 
红色后代
“当时同行的有李鹏、叶选平等人”
 
 
沙飞、王辉夫妇与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欢聚在张家口。
采访对象:王雁,沙飞的小女儿,现居深圳;王达理,沙飞的儿子,现居广州。
记者:我知道您在准备写您父亲的传记,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   
王雁:这个算起来就时间长了。其实我哥哥姐姐也一直在收集关于我父亲的资料,后来我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就把资料都汇集到我这里了。去年年底开始,我就着手写《我的父亲沙飞》这本书,预计要写二十几万字,现在已经写了十几万字。   
记者:这些年对沙飞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您研究您父亲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王雁:这些年来摄影界对我父亲是越来越重视了。像今年平遥的国际摄影节,已经定下来要做一个他的雕像。他当年去世的地方石家庄的一个陵园,也在准备给他塑一个像。这些都说明他是有历史价值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他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有很好的作品传世,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正是大好年华,生命却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很有传奇色彩。   
记者:很冒昧地问您一句.您父亲当年去世之后,对您的家庭是不是       
王雁:因为我父亲的案子和其他的还有些不太一样,政府对我们几个子女还是非常照顾,比如说把我送到八一学校去上学。周围同学的父亲都知道我的父亲是沙飞,对我也都很好。   
记者:您是长子,是不是跟父亲接触比较多?   
王达理:其实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是很短的。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汕头去上海了。所以我小时候是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的。   
记者:那后来是什么时候见到的?王达理:皖南事变后,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把我们100多人送到延安去。我记得当时同行的有李鹏、叶选平等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去周(恩来)伯伯那里玩的时候,看到了《晋察冀画报》,上面就有沙飞的名字。正好那天聂荣臻也去找周恩来,有人就让我去问他我父亲的消息。我父亲从来没有跟聂荣臻说过有孩子这件事,他很吃惊,马上就安排我们见面。后来我就在张家口见到了我父亲。那年我12岁,已经有9年没见过他了。我记得当时他们还让我认哪个是我父亲,尽管他离开的时候我只有3岁,但脑子里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幸亏没有错,否则就闹笑话了。(笑)   
记者:他没有刻意引导您继续他的摄影之路?   
王达理:他倒也没有特别地给我安排什么,不过那个时候我自己也通过一些渠道,喜欢上了摄影。从1950年到1959年,白求恩那架相机就一直在我手中,后来摄影家协会要去了,说是很珍贵的文物。其实我是很舍不得的。   
本报记者    刘炜茗
 
历史现场 
黑暗的“决定性瞬间”   
 
1948年12月,石家庄和平医院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来了一个诡谲、怪诞的病员,他就是沙飞。残酷的战争、人性的毁灭使艺术家沙飞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19491215,是个阴冷的日子。沙飞呆在病房里,脸上仍是一副淡漠、冷峻的表情。再过一二天他就要出(转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了。沙飞派人去叫津泽胜大夫。津泽胜一进门,刚刚转过身来,还未说话,只见沙飞从裤兜里掏出手枪,猝不及防地朝着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发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由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即倒在了地上。   
沙飞被逮捕之后,暂时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的看守所内。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了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了《判决书》,判沙飞枪杀津泽胜致死处以极刑。   
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照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然后默默无言地跟随行刑人员走出了看守所。沙飞被枪决时年仅38岁。   
节选自《沙飞——“中国革命摄影第一人”的悲剧人生》   
 
爱人朋友
“一生只爱沙飞一个男人”。
 
“我一生只爱沙飞一个男人.从没想过我的生活中会有第二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的感情,我的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沙飞妻子王辉《坎坷历程,直面人生》(注:王辉1936年与沙飞离婚,1945年复婚)
“把我的照相机给沙飞”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白求恩临终前给聂荣臻的遗嘱身后荣誉   
1986年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撤消原判,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恢复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   
1986年6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沙飞摄影集》。        
1995年,《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在广州、深圳、汕头巡回展出。   
2002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沙飞传——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2002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展出沙飞摄影作品。
  
自述节选
 沙飞与广州的爱和痛 
  
●我是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长于广州,原籍是广东开平父名司徒俊勋,在广州经营商业。  
 ●在学生时代,因为是处在广州故“五四”、“五卅”、“大革命”虽因当时自己年幼识浅,但多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鲁迅先生逝世后,我因发表鲁迅遗像,即被反动的学校当局所不容而被迫退学……我即折回广州,举办个人摄影展览……与广州艺术工作者发生联系……但这次展览会却使我在经济上负了一笔也许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妻子虽也有职业,但她执意不援助我而这时,—个投机商人却把我作为商品,找我商谈在广州用沙飞两字为招牌开一间美术照相馆……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己矢志不移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矛盾曾使我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
  
 下期预告:
今天广州的报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其实,民国时期的广州也像上海一样,是中国报业的重镇,并在黑暗中有过短暂的辉煌。报纸是社会公器,报人是社会良知的传播者,早期的广州报业出过许多有传奇色彩的报人,下期广州人文中首先登场的就是陈少白…与孙中山一起名列“四大寇”的国民革命先驱、“革命报业第一人”。敬请关注下期广州人文。
   
特别鸣谢: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