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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期](广州同文馆)习西文西学,拓中外交流之道
发布时间:2007-11-05 11:02:58

百年风云变幻,同文馆踪迹难觅,惟有这三棵见证了其历史变迁的菩提榕依旧苍翠,
然而树木无语,关于同文馆的更多故事,我们只能去故纸堆里查找,在想象中复原。

  采访手记
  历史在体验中荣耀


  关于广州同文馆的史料并不多,尤其是文献资料几乎都没有了,人们更多地只能通过奏折等间接地了解同文馆曾经的模样。

  不过,探访朝天小学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虽然没能在那儿找到同文馆遗留的太多的痕迹,但喜欢询问孩子们是否知道同文馆时那种自信的眼神和清脆肯定的回答。同文馆曾经的两间房屋就算真的保存了下来,现在恐怕也是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围了起来,参观者只能远远地隔着栏杆看着,远没有如今孩子们在原址上嬉戏,在三棵古树下念书来得亲切,这种对历史的记忆已然成了他们自己体会的荣耀,无法挥散。

  作为旁观者,我自然想得更多,尤其是看见外教和孩子们融洽交流的场景,难免会想100多年前,同文馆的西洋教习是否也这样给八旗子弟们上课?那些毕业于同文馆的学生外语水平究竟又到了什么程度?可惜并没有太多文献资料可查,只知道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作为“精通英语、通西方算学、地理”的罕见人才,其私人英语指导、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评价为“曾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不知是因为隔绝还是奉承,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曾英语口语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总有困难。”至于后来跟随曾纪泽一同出使任翻译的广州同文馆毕业生左秉隆,曾纪泽说“知其可用”,而另一名已在京师同文馆任副教习的联兴,曾纪泽只说“想其文法尚可”。

  孩子们若了解了这一段古,想必会更珍惜目前的学习环境,那时,同文馆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荣耀了,而是启迪和动力。历史的作用就在于此。

  寻访遗迹
  同文馆 朝天小学 异曲同工强国梦


  1864年6月,广州同文馆在当时的朝天街建立。1906年到1911年变更为满汉八旗高等小学,直至1993年才定名为朝天小学。其间,学校名称几经变化,如粤城高等小学、广州市立第一小学、惠福区中心小学、北区中心小学、解放中街第一小学、朝天路小学、朝阳路小学、朝天小学等。一百多年来,从清末新思想、流年战火,到而今的阳光,唯一没有改变的恐怕只有学校里那三棵古树和传承下来的先进教育传统了。

  有些感情就是这么奇妙,也许只是一条马路的距离,就能从浮躁到彻底肃穆。

  寻访朝天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穿过热闹繁华的北京路,穿过接踵而来又瞬间掠过的新年折扣信息,穿过匆匆忙忙脸颊绯红的人群,在中山六路,一条斑马线前停下,对面就是朝天路了。142年以前,它叫做朝天街。曾经,它也应该是条大马路,也应该有着市井气或者读书声。如今,它只是一条可供两车并行的单行道,并不显眼的路口就像安了道无形的隔音门,走进去就什么声音都没了,隔绝喧闹,恍如世外。如果非要在这儿寻找一丝特有声源,那就只能来自朝天小学了,下课或出操的铃声、孩子们的笑声,让朝天路多了份生气,也多了份对历史的遐想——142年以前,它叫做广州同文馆。

  1864年6月23日,广州同文馆在当时的朝天街建立;1906年到1911年变更为满汉八旗高等小学;1911年到1912年改为粤城高等小学;1945年广州市立第一小学成立,4年后改为惠福区中心小学;到了1954年,再次变更为北区中心小学;1957年到1962年改为解放中街第一小学;1962年至随后的16年名叫朝天路小学;1978-1983年改为朝阳路小学,接下来的十年又改回叫做朝天路小学;1992年7月至今,这儿是朝天小学,并被国家教委出版的教育大辞典列入中国名校(小学篇)。100多年来,不断更换的名字,不断改变的校舍,从清末新思想、流年战火,到而今的阳光,唯一从没改变的恐怕只有学校里那三棵古树和传承下来的先进教育传统了。

  同文馆一开始只有两间房舍,现在的朝天小学占地面积依然不大(5000平方米),因为地方有限,例如游泳池、羽毛球馆、花园农场这样的活动场地都建在了教学楼高层。如果站在高处会发现整个校舍像回廊一样围成了一个大圈,中间是塑胶操场,而操场上最显眼的就是三棵特别保护着的菩提榕了,优美的叶形、细致的叶脉、广展的侧枝会延伸到好几层楼。每棵菩提榕上都挂着它们的年龄,215岁、232岁、268岁,比同文馆还古老的年纪和它们苍劲的树干无不让人感慨。虽然暂时还没能考证出这三棵菩提榕是何人所种,但这似乎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同文馆以及今后这里的变迁。

  尽管在朝天小学询问同文馆当年的遗迹,通常会得到“只有菩提榕”的回答,但慢慢走过一间间教室、一条条走廊,会发现,“同文馆”不仅没有消失殆尽,反而深入精髓。随意碰到的小同学都会极有礼貌地向来人问好,问他们是否知道同文馆,答案全是“知道”——每当一年级入校时,学校都会组织新生参观荣誉室,那儿记录着同文馆的演变历史。二楼会议厅的牌匾用隶书写着“同文馆会议厅”。李顺松校长说,学校每个时期都会给学生们讲解同文馆,这是了解历史、了解学校的重要环节。是啊,虽然现在,对孩子们而言这个名字更多意味着朝天小学的校史,但这种历史感却来得比谁都深切。

  “同文馆会议厅”里陈列着一份同治二年三月初四的奏折(复印件,原件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黄色的封套、工整的文字,呈现了当时议政军机大臣奏请同治皇帝批准在广东设立同文馆的历史,奏折提到因为广东、上海是中外交流的关键地方,而上海已经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广东也应效仿。作为广东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专门培养外语以及外交人才,而现在的朝天小学在学校特色教育里也把“传承传统,强化外语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上世纪80年代,学校就开始请外教,与美国波士顿南方小学成立“姐妹学校”,并获得了聘请外语专家资格证,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的老师们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消除开口讲英语、与外籍人士交流的害怕心理。另外,一二年级的学生有专门的口语教材,而三到六年级有规范的英语教材,每周一下午还有英语活动小组,与外教练习会话或者一起排练英语小品……如李校长所说,清廷最后都知道对外人才的重要,现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国家培养更多呢?

议政军机大臣奏请同治帝批准在广东设立同文馆的奏折(复印件)。

朝天小学的会议室被命名为“同文馆会议厅”。

  历史重现
  对外交流频繁,翻译人才稀缺,洋务派创办同文馆


  广州近代化的新式学堂是从广州同文馆开始的。虽然鸦片战争前后,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办过几所教会学会,但终归影响不大,只有1864年,洋务派创办的这广州第一所外国语言文学学馆才是一个新的标志。

  在洋务运动初期,因为与外国交涉和联系越来越多,翻译人才变得十分缺乏,再加上恭亲王奕訢在签订条约或办理外交事务时也会遇到没有精通外语的人才而受到欺蒙的事情,于是总理衙门在奕訢的倡议下,1862年8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紧接着,李鸿章又上书朝廷说“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请求在上海、广州也建立同文馆。同治二年二月初十(1863年3月28日),在上海也建立同文馆后,同治帝同意创办广州同文馆,筹办工作落在了刚由副都统属任广州将军的库克吉泰身上。库克吉泰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因为自己是武将出身,便邀属两广总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书一同筹办。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1864年6月23日),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

  同文馆馆址在广州北大门朝天街,当时是租了两所房屋,每月的租银为17两2钱6分,并约定如果将来有迁移加增,租银控制在20两以内。

  同治三年六月,同文馆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了20名学生,全是旗汉各绅保举的,其中满汉八旗子弟占16人,汉人子弟4人,年龄一般在14到20岁,学制三年,除了学习外文、数学,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同文馆对肄业生要求相当严格,规定每年甄别一次,如果外语学得不好,马上撤退,挑选更换。如果三年毕业,能流畅准确翻译外文,将可以派到将军、督抚、监督各衙门任翻译官,一体乡试。

  作为新式学校,同文馆一开始就办得相当正规,日后更趋于完善。馆内设提调一名,馆长两名——旗人负责防御,汉人负责馆务;在老师方面,聘请汉人教习一人,西洋教习一人,都得精通算学,能“洋为中用”。同文馆第一任提调为王镇雄,第一任馆长是谈广楠和汤森,第一任汉文总教习吴嘉善,第一任英文教习为美国人谭训。因为办学成绩突出,王镇雄和谈广楠受到表扬和晋升。在广东近代教育史上,同文馆不仅是最早的外语学校,对广州、广东的社会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同文馆课程计划(八年制)

  第一年:

  学习读法、写法、拼法

  第二年:

  学习读法、文法、会话和翻译句子

  第三年:

  学习世界史地、练习翻译电报等

  第四年底:

  学习算术、代数、练习翻译公文

  第五年:

  学习物理、几何、三角,继续学习翻译

  第六年:

  学习机械、微积分、航海测算

  第七年:

  学习译书、化学、测算和万国公法

  第八年:

  学习天文、地理,译书

  注:生理学、解剖学为选修课

  办学特点
  奖惩制度分明,强调学用结合

  同文馆刚开始开设的外语科目主要是英语,后来因为中外关系不断扩大,总理衙门谕示“近因出使各国翻译需人……惟办理公事,法文较为通用,而学习法文、俄文者较少,布文(德语)更习之未久。查广东同文馆均系专习英文,急需量为推择,久学生之质性聪明者,赶令学习法语法文……”于是光绪五年(1879年),广州同文馆添设了法文、德文两馆,每馆学生10名,其中10名来自原英文馆中已精通英文者,其余都选自八旗子弟,并说明,英文学习有成效者再到法文、德文馆学习三年,再有成效,即送京考试学习,以备任用;如果没成效就在馆中再学三年或撤退出去。此时,学制也变得和京师同文馆一样为8年。后来,同文馆还增开了日语和俄语,并一直稳步发展,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译学馆。

  同文馆教学非常重视“学用结合”,也就是说学生学习的同时,经常要翻译一些外文电报、文件,高年级则开始翻译书,优秀者还会从事一些涉外工作,这对于学生成长很有帮助。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广东的一般涉外事宜都有“通事”充当翻译,“通事”一般是和洋人打交道较多,懂点肤浅外语的买办,或是在新加坡、香港学了些外语的人,他们则往往“洋奴气很足”,这些“通事”经常会“颠倒错谬或挟私自为增减其辞”给广东地方政府办事带来很多困难,于是同治十年(1871年),两广总督瑞麟奏请在同文馆内挑选通晓西语者代替“通事”。

  在同文馆成立之前,曾订出15条章程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毛鸿宾奏给同治帝,其中写明了同文馆详细的经济开支及奖惩制度,比如汉文、西洋教习的工资,每月纸张笔墨书籍的项银,教习、馆长每日饭钱,学生每日膏火银等,而且同文馆每月会月考一次,一等生两名,能得赏银二两。当然了,章程还列出了严格的内部管理条例,比如学生每日必须卯刻入馆,酉时出馆,要请假得先向馆长报明,违者撤退。在官阶、奖学金等制度的吸引下,馆内学生大多刻苦努力,成绩优良。

  专家访谈
  同文馆培养的是工具型人才


  采访对象: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请问该如何评价广州同文馆在清末的地位?

  吴义雄(以下简称吴教授):我们应该给广州同文馆一个恰当的定位,它是当时社会应运而生的一个新事物,但同时有着局限和比较幼稚的一面。需要肯定的是,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以及广州同文馆都对中西文化交流、帮助中国融入国际舞台、加强中外关系有一定意义,尤其是同文馆并不只教外国语言,还教授外国的文化、地理、历史以及一些先进的科技,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初懂西学的人才。不过,同文馆对当时社会并没产生什么决定性的意义,培养的人才都属于实用型的人才,对早期的洋务工作有帮助,帮助中国和西方国家沟通。

  记者:那么,广州同文馆对于当时的广东、广州社会、经济起到什么影响?

  吴教授:1850年以前,将近有两个世纪的时间,广州都是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特别是1757年-1842年期间,广州是中国南方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与英、法、美、德等国家交流比较多。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一些口岸,比如上海以及北方的一些城市,这让中国的通商口岸重心有了从华南转移到北方的趋势,对广州的通商地位有一些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不太大,这和广州同文馆的开设有一定关系,政府的关注和西学人才的增加让广东保持住了地位。

  记者:从广州同文馆毕业的学生并没有受到清政府多大重视,像左秉隆这样成为驻外总领事的比较少,更没有看到谁真正进入了政府的权力中心,这说明了什么?

  吴教授:在广州同文馆1905年改成译学馆之前,科举依然是“正途”,同文馆不在教育体制主流之列,当时没有功名,是不可能进入到权力中心的。可是清政府要对外交流,要办洋务,又离不开同文馆和它所培养的外语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同文馆是被当做工具使用的,其培养的人才也是工具型的人才。他们不是通才,也不可能成为杰出领袖,但他们非常规范,是适应早期现代化需要的语言人才。

  记者:可当时的学生选拔似乎都经过了“精挑细选”,而且更多是来自八旗子弟,难道不是一种特别重视?

  吴教授:其实当时一部分达官贵人,或者家道殷实者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同文馆的,他们更想走“正途”,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给八旗子弟找出路才送进来的。同文馆对学生的挑选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格,不过在进校之后管理得比较严谨,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

  同文馆毕业生
  左秉隆 中英外交长袖善舞


  广州同文馆的学生会根据清廷总理衙门的规定调京考试,合格的人被授予正式翻译官头衔,比如同治六年就有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六名学生在广州将军庆春的带领下赴京应试,都被授以官职,其中蔡锡勇成绩最好,授为监生,其余五人作为释译生员,参加乡试后,送回广东充广东将军或督扶等衙门任翻译官。

  广州同文馆首届毕业生里左秉隆等人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左秉隆,广东人,清隶属汉军正黄旗,15岁进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文、数理等,毕业时18岁,随后以优异成绩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1872年9月任汉军京城忠山佐领下翻译生员。

  左秉隆相当聪颖,精通英、法、德三国文字,光绪四年(1878年)随曾纪泽(清第二代外交家,长期出使外国,父亲为曾国藩)出使英国,任英文三等翻译官,1880年任清政府驻新加坡第一任总领事,并连任三届。任期内,除了在调停缓解中英关系、保护华侨正当利益,发展同英国、新加坡正常邦交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还在取缔贩卖人口、保护妇女、破获海盗组织等社会问题上解除人民疾苦。

  左秉隆还倡导办义塾、设立文会,立志振兴华人文教。在他的推动下,前后创办的义塾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而家塾讲帐更是到处可见;至于设立的文会有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尤其是会贤社活动最多,每月都有“月课”,由左秉隆出题考试。为了奖励士子,他还把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并经常亲自评改学生的课艺直至深夜。“海表文宗”则是人们对他的美誉,卸任时,新加坡人还赠予了“万民伞”。

  之后,左秉隆还任头等参赞,与五位大臣一起到日、美、英、法、比、德、意等各国考察,并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学士学位。

  在《清代野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故友在新加坡遇到左秉隆,在其书房里看到十来枚画有龙形图案的竹筒,感到十分奇怪便向其询问,左秉隆叹了叹气说:“这是历年来朝廷颁给暹罗、缅甸等国的恩诏、哀诏,制成后也不管人家要不要,都按例颁寄。代寄者往往都是海商,他们到了新加坡就交到领事衙门了,为防止反生枝节就没有再寄给彼邦,日积月累就越来越多了。英国人多次要我给一两件存到博物馆我都拒绝了。”

  左秉隆卸任后,黄遵宪继任新加坡总领事。1916年,左秉隆迁居到香港九龙,后回到广州,1924年辞世,时年75岁。

  相关链接
  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去向(部分)

  蔡锡勇:福建龙溪人,1872年授翻译监生;

  那三:广州镶蓝旗,1872年任满洲京城恩祥佐领翻译生员,后调任新加坡总领事;

  博勒洪武:满洲正黄旗,1871年授满洲京城王兴佐领下前锋;

  韩常泰:汉军正白旗,1871年任汉军双德佐领下甲兵;

  坤扬:满洲镶红旗,1871年任满洲京城宾升佐领下副甲。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邹莹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