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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期](广州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扬帆天地阔,船行两大洋
发布时间:2008-02-13 16:39:21

小船的背后就是扶胥古港,谁能想象,这里就是
当年舳舻千里、桅樯林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记者手记

  此地得风气之先

  广州人善于经商是有历史传统的,自秦汉以降,海上丝绸之路渐兴,至于大唐王朝而极盛,据说当时住在广州的外国人有十万之众。赵宋以后,繁荣继续,中间一度被泉州暂时超越,清代更因一口通商而名扬四海。在中国能够保持两千年长盛不衰的港口,只有广州一处。在明代晚期的广州城早已经商铺林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徽州人叶权在其《游岭南记》中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以至于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广州之货,天下未必有;而天下之货,广州尽有之。”此言应该不差,广州和海外商贸频繁,互通有无。

  所以学者们经常说,广州乃得风气之先。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曾对记者说,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在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广州和西方人的接触太早了,在那个时代,广州是全国的前沿,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据说上海刚开埠时,很多广东的买办都去了上海充当翻译。1860年以后,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转到了上海,原因何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李庆新教授这样解释: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经济腹地、经济发展实力、水陆交通条件等,较之广州都具有明显优势。

  但毕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广州曾经领先了很长时间,且在某些方面继续领先。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就来到广州,传教士在广州开学校、办医院,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西医引进中国。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广东引发的。这都与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扶胥古港示意图。

  地理背景

  背山临海,足为都会


  岭南地区先秦时乃百越的生活之地,秦代设桂林、南海、象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当时广州称作番禺,乃南海郡治。此后赵佗建南越国,几十年后被汉武帝平定,广州仍为南海郡,归交趾刺史部所管。东汉时,交趾改为交州。孙吴时从交州合浦(今广西北海)以北划为广州,此乃广州定名之始。此后番禺一直乃州郡治所。宋始,广州为广南东路治所地,简称广东。元为广州路,明清称为广州府,民国时改为广州市。两千年来,广州一直是岭南地区重要港口和地区政治中心所在,而且在市区之内,官府治所也变动不大。建国以来在广州市的考古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岭南的重镇,广州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前有珠江,直通南海;后有白云越秀山,再往北就是五岭,阻挡了南下的冷空气。背山临海,地势低平,西江、北江、东江在广州围交汇,珠江从广州城内穿过,城中河道密布。从广州出海,可经东南亚,到达欧洲、非洲、美洲;沿三江上溯,可达广西、湖南、江西,过五岭渡湘赣,可至长江流域进入中原。清代学者顾祖禹曾经如此评价:“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足为都会。”正因如此,广州在历史上是中外海上交往的主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更难得的是,广州港口历经两千年长生不衰,一直是我国的重要港口之一。

  航海故事

  美国的“中国皇后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独立后不久,一位在英国海军服役的美国人雷雅德,曾经亲眼看到在北美花六便士买来的海獭皮在广州竟能买到100美元,他回到美国后大力鼓动人们去广州。于是一群纽约商人联合购卖了一艘船,并进行改造装修,起名中国皇后号。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着棉花、西洋参从纽约起航,8月达到澳门,几天后来到黄埔港。按照当时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船长找到十三行的商人卖掉了货物,并采购了大批茶叶、布匹、瓷器。中国商人还宴请了美国的商人。同年底,中国皇后号返航,并于次年5月回到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的成功,轰动了美国,被誉为一次有远见卓识和成果丰硕的航行。

古港远处是琶洲塔。

  历史变迁

  秦汉 成为楼船制造中心


  广州的先民越人起初以渔猎为生,自然离不开船。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越人善用舟,粤人善操舟。有了船,也就有了经商交易的工具,天南海北的产品汇聚此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了当时的盛况:“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秦汉之际,河北人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文献记载,南越王赵建德曾派三千人去福建山中伐木造船,船可载重千石,但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事故,三千人不幸落水而亡。尽管没有成功,但是说明南越国是有能力造大船的。统一后,汉朝政府废除对山川水泽的垄断,允许富商大贾在全国经商,这一政策为广州造船和航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出土的汉代木刻、船模来看,说明当时广州已经可以造多种类型的船只了。最能代表汉代造船业水平的应是楼船。文献上说,这种船上有两层楼,配有十桨一橹,航速很快。罗香林先生在汉代的一块城砖看到过楼船的形象,头高尾低,船尾有一个大舱,连船带舱共有十层,而且还有桅杆和船帆。秦汉时的广州逐渐成了楼船的制造中心,东汉年间,伏波将军马援在讨伐交趾的战争中,率领两千艘楼船,其中当有不少是在广州制造的。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叶显恩说:秦汉时造的主要是木帆船,以在甲板上建有重楼,帆、舵、锚等船用设备齐全,能在海上作战和远航的楼船为代表,这是广州造船和航海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汉代已经出现了往来于东南亚的航道。《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岭南地区的主要港口有日南(今越南顺化附近)、徐闻(今广东雷州市)、合浦(今广西北海市),从三地皆可扬帆南下,入海后可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洋的东岸。由于技术限制,秦汉往来于东南亚的船只,只能沿海岸航行。当时在海上行驶,主要依靠信风,夜间则根据星辰判断方向。汉人已有总结航海经验的著作,如《海中二十八宿国分》等。秦汉时期,南方的海上交通大多限于贸易或者公使性质,民间贸易并不经常化。

  三国 开辟新航道

  孙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广分治,广州自立,这一行政区划上的变革为广州成为独立的港口创造了条件。孙吴特别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开辟了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可以更便捷到达东南亚国家。这一航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广州到东南亚的航程,从而直接导致了徐闻、合浦港口的衰落。晋代以后,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南海的主要港口。上世纪五十年代,广东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些南朝的陶罐,证实了这条航线的存在。

  三国以后,作为南海贸易港的广州,与海上各国的联系更为广泛,当时和广州通商的有大秦(罗马帝国)、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广州起航的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可以到达波斯湾,甚至到达红海。广州到红海的航程,只需在爪哇岛停顿,补给粮食水源,然后便可以直达目的地。说明当时已经能够在深海中长途航行了。

  东吴南朝期间,广州的造船继续发展。东吴征用船师水手时,专门挑选福建和广东人。而东晋卢循起义后占领广州,积极打造战船,训练水师,训练地点就是今天的海珠区。几年后,卢循就组建了巨大的舰队,拥有芙蓉舰上千艘,还有四层船楼高12丈的八槽舰。8世纪时,广州和海南岛有很多波斯人和阿曼人,带来了国外的船舶和造船技术。

  唐宋 海上丝路兴盛

  从汉到唐前期,中西交往主要依赖陆路,即丝绸之路。唐中叶以后,吐蕃控制了西域地区,安史之乱也阻碍了唐人西行,陆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就开始繁荣。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唐人称广州为通海夷道,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把从广州到巴士拉港的航线称为东路航道,把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红海航线作为西路航道。巴士拉是波斯湾早期的贸易中心。对于唐代广州港的情形,诗人刘禹锡这样描绘:“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广州成了当时世界著名的港口,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印度、波斯、阿拉伯、非洲东岸等地都有商船前来。隋唐时期,广州港设在扶胥镇,就是今天南海神庙附近的位置。

  在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最晚在公元714年,唐代已经在广州设市舶使,直接归中央管理。市舶使主要负责征收船舶进口税,掌管海外贸易。当时来广州的外国人很多,为了便于管理,划广州城西南濠东岸蕃舶码头区作为外国人的居住区,这就是历史所说的蕃坊,专设蕃长管理内部事务。

  随着广州成为东方大港,广州的造船业逐渐成熟起来。《新唐书》记载,广州一次可以造500艘船,当时的大船长60多米,能载六七百人。阿拉伯人伊本·巴图塔在其《游记》中说,航行在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间的中国船,皆制造于广州、泉州两处。

  宋代广州制造的蕃舶(通向外国之船)与泉州的海舶、明州的舶船齐名。蕃舶的防水密封性和耐久性都非常好。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桅。”

  南宋定都临安,福建泉州近水楼台,逐渐兴盛,最终在宋元之际超过了广州,成为当时的全国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主要的港口之一。

  指南针用于航海,这是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北宋朱□写的《萍洲可谈》一书,该书写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但他记载的是其父亲在广州时的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隐晦观指南针”。指南针最早的使用地点就是在广州附近的海面上。宋元时期,广州继续实行市舶贸易,有关规章更加完备。

  明清 从闭关到一口通商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改宋元时代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不许片板入海。明成祖朱棣执政期间,一度放宽海禁,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但是此后,统治阶级围绕禁海这一问题争论了70多年,终于在1576年,有限度的开通海外贸易。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东南沿海倭寇猖狂横行,统治阶级担心倭寇和国内反叛分子勾结,威胁大明王朝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广州的造船业开始转向内河航运和海防的发展,造船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增加。明朝前期,东南沿海的防御战船多在广州制造。《明史·兵志》记载:“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且坚。”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广东船的特点,材料优良、船体巨大牢固。铁栗木是广东的特产,质地坚硬如铁,是广船的主要材料,明代广船声名鹊起,和铁栗木有着很大关系。除战船之外,广州还制造民间所用的商船和官船。《明史》记载,江南的造船业,主要服务于漕运,福建和广州的造船,用于运送官物、抵御倭寇,以及内港运输和海洋贸易。

  明朝部分开通海外贸易后,百姓要想出海必须持有官府的证明,这就大大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据了解,明代永乐之后,去印度洋的人已经很少了,主要在东南亚一带活动。就国内而言,来往于福建、浙江和广东各地的航运大大增加。明代晚期,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商人来到中国,他们以澳门为根据地开展海上贸易。明万历后,广州每年夏冬举行两次定期集市,中国商人和葡萄牙商人都来到广州,各购所需。

  清代的战船依然由官府制造和维修。清初,为平定三藩之乱,在广州督造了大量的战船。后来,又在广州设官营造船厂。造船的种类和数量比前朝继续增多,而且出现了私人造船。在航海方面,航行技术也有进步,能够掌握季风的规律,船员熟悉海河沿岸的地貌,并且能够调整航行的速度。清代各江都出现了行水歌,船员把所在江河的沿岸石头、滩峡特征和路径的村庄名称都编进歌谣,边行边唱,自然清楚航路上的各种情况。

  尽管清初实行海禁,但是到了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平定岭南三藩之后,正式对外开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粤、闽、浙、江四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之事。广州、泉州、宁波和松江成为第一批对外贸易港口。粤海关同时具有管理外国船只的职能。清代前期,广州就组织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机构——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也限于十三行一地,西方各国船只纷至沓来,广州地区的海上航运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决定从西方购买先进的炮舰。广州开埠第三年,英国人约翰·柯拜在黄埔建立柯拜船坞,首开洋人在广州造船的先例。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等人在广州开办了不少军工企业,其中就有黄埔船局。

描绘古港风貌的壁画。

  专家说法

  李庆新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教授

  问: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广州以其地理、历史和传统因素,长期执海外贸易之牛耳,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的起点。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广州对中外交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制度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上。广州确立的贸易制度与政策,往往具有地方性和全国性双重意义。例如唐代创立的市舶使(院)制度,宋元时期推广到东南各港,宋元丰《广州市舶条》,颁行闽、浙,成为全国性贸易法规。

  明中叶以后,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这个传统的海上贸易中心与澳门构成“二元中心”结构,成为西方商船首选的对华贸易口岸,形成新的贸易制度“广中事例”(Canton System)。

  随着商贸经济的繁荣,以广州为中心的港口贸易,发展成为华洋商贸中心、中外关系通道,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中西交流的中心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似乎转移到了上海,广州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中心地位?

  答:港口的兴衰,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有地理、区位、交通、腹地、政策等方面。鸦片战争后广州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原因非常复杂,但与下面因素颇有关系:朝贡体系下“一口通商”的垄断性制度被打破,广州失去特殊的“优惠”政策支持;随着香港崛起,广州原有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地位实际上被香港取代。

  另外,从全国范围看,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经济腹地、经济发展实力、水陆交通条件等,较之广州都具有明显优势。

起先,中外水手都到南海神庙求航行平安,后来,官员和百姓有事也来这里求拜。

  地理寻踪

  千年神庙保驾护航

  清代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的港口一直在扶胥镇,也就是今天黄埔区的庙头村。所谓庙就是建于隋代的南海神庙,那时又称波罗庙,是为了敬奉南海神而修建的。当时的人们认为,四海之神,南海为尊;加上此地紧邻珠江,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于是建庙以便祭拜。据记载,中外商人每行船至此,都要前来顶礼膜拜一番,以至于南海神灵威名远扬,后来碰上什么天灾之年,官员纷纷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说还真有灵验的。

  心向往之,我有点景仰这个千年古港了。于是,我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到黄埔区庙头村。沿着蜿蜒的旭日街,我找到了南海神庙。门口附近有几位卖香火的老太太,争相向我推荐,而看手相的“半仙”也在寻找生意——都在沾南海神的光啊。我并没有急于进去,在庙前寻找昔日的遗迹,努力想象当时的盛况。庙前几台挖掘机在忙碌着,抓起一堆泥,抛在低洼处。东南处,则挖了一个大坑,起码五六米深。一位阿姨告诉我,这里要建广场和人工湖。放眼望去,已经推平了一大片。

  2005年下半年,考古人员在庙的正前方发现一处码头遗址,据南海神庙负责人黄应丰介绍,这是清代的码头,说明当时还可以停船,“大概是清代末年,庙前的水道才淤塞了”。后来在正门的西南方向又发现了一处码头遗址,有关专家表示可能是明代的遗址。记者站在清代码头的遗址前,下面是类似沙滩的斜坡码头,上面还有几块青石板,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海水冲刷过的痕迹。一百多年以前,这里还可以停船,沧海桑田,变化巨大啊。

  此时,我一回头,高大的石牌坊门口站立在那里,“海不扬波”,我轻声念着四个大字。和一般的庙相比,南海神庙规模宏大,占地3万多平方米。在中轴线上有大殿、碑亭、头门、仪门。我重点看了波罗庙内40多块从唐至清的碑刻,上面大多记载了历代官员祈求海事平安、风调雨顺的事情。最早的一块是刻于公元820年的唐碑,也是唯一一块唐碑,更引人注目的是该碑乃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撰。碑上很多文字都有点模糊了,从附近的说明牌上得知,碑上有“其庙在广州治之南扶胥港口,黄木之湾”。立于宋代乾道元年(1165年)的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碑上有,宋代广州“夷舶往来,百货丰盛”的记载,可以想见当时海上贸易的繁盛。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元代的一块石碑。元至正十年(1135年),元惠宗专程派人从大都(今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代皇帝祭祀南海神,祈求年景变好。南海神的影响力真的很大,以至于久旱不雨前来求拜。后世的南海神不仅仅只管航行平安了,还掌管着天气和百姓的命运。

  撰文:本报记者 宋金绪

  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

  本专题由本报和省中山图书馆联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