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无图片
 
[第75期](传教士与广州近代教育和医学)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拿来”的渐变
发布时间:2007-12-17 10:37:07

广州第一间教会女校——真光中学,在当时开一代风气之先。



  记者手记

  近代教育的艰难脚步


  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历程步履维艰。鸦片战争的炮声刺痛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神经,导致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兴办企业,建立海军,培养新式人才,希望学习西方实用科学。1864年广州同文馆开馆,学习外语……一切的努力都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化为失望。康梁的戊戌变法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计划,过百天而失败。随后是义和团高举大刀要“扶清灭洋”,引来了八国联军。1901年,慈禧终于宣布实行新政,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章;改书院为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重开京师大学堂等等。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了,中国的教育加快了近代化的脚步。

  再看传教士的力量。从19世纪初开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开医院、办学校为传教服务。1860年以后,传教士在中国办了越来越多的学校,从男校到女校,到男女合校,他们走在前面;从英文、算术到天文地理,他们也走在了前面。岭南大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更是深刻影响了广州乃至中国的近代教育。我们应当看到,传教士带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科学文化,这是中国前进不可或缺的一翼。

  总结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是被迫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指导思想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魏源到张之洞都是持此观点。立足中国没有错,但要学会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拿来西方优秀的思想遗产为我所用,这样才能顺应世界潮流。

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资料图片

  名词解释

  传教士


  传教士是指基督教派到中国传教之人,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差会委派而来的。16世纪西欧爆发宗教改革,基督教和新教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这样形成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大教派。在中国,一般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为了扩张势力,基督教各派都希望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于是就产生了向海外传教的差会组织。从明末开始,天主教耶稣会等差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把天主教的教义儒学化,结交士绅名流,获得皇帝的信任和赏识。后来,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就引发他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1720年,康熙下令不准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免得多事。以后雍正、乾隆、道光诸帝同样实行禁教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才大量来华。新中国成立前来广州的共有20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

  历史背景

  广州成为传教基地


  康熙朝以后,清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但是传教依然在暗中进行。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其他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并要求西人只能在广州十三行一带活动,因此广州就成了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也是早期传教士活动的首选之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外国人活动范围扩大。两年后,《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签订,外国人获得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学校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内地传教。在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传教士一步步深入中国。

  尽管天主教传教士比新教传教士更早来到广州,但在发展教会势力上,两派做法不尽相同。天主教以大量吸收教徒为主,甚至深入农村以金钱收买,因此天主教徒的数量远多于耶稣教徒的数量。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来到广州后,面临着政府禁教闭关的政策,他们先从办医院开始,免费为穷人治病,以此来缓和与民众的关系。在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主要以香港和澳门为基地,随着沿海各口岸的开放通商,传教士由广州北上进入各地。

  史海钩沉

  传教士和西方医学


  西医的首次传入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曾经编写过解剖生理学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两百年后,新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逊为澳门、广州的儿童接种牛痘,并训练了一些中国助手,这是西医第二次传到中国。
  
  使用麻醉术的医院

  1834年,肩负传教任务的美国人伯驾终于踏上广州的土地。在英美商人的支持下,1835年11月4日,伯驾的眼科医局在十三行新豆栏街上开业了,这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当时广州患眼病的人特别多,再加上免费治疗,开业六个星期内,有四百多人次前来就医。眼科医院让不敢公开传教的伯驾们看到了希望,在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的呼吁,1838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在广州成立。

  伯驾等人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药物和疗法,1846年,伯驾在手术中使用乙醚麻醉法,后来又从美国购买了麻醉仪和氯仿麻药,这对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842年后眼科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到内科、外科、骨科等,可以做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等手术。

  伯驾出任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医生嘉约翰负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眼科医局被烧毁。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开医院,即博济医院。这家著名教会医院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为了培养医学人才,满足医院需求,1866年嘉约翰开设博济医校,开始只招收男生,改名南华医科学校后开始招收女生。孙中山曾来该校学习一年。博济医校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化学、药学等,嘉约翰亲自教课。1898年,嘉约翰又在花地湾建造了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长老会、法国传教士先后创办广东女医学堂及其附属的柔济医院和护士学校、韬美医院等,培养了中国的首批护士。
  
  医学著作相继出版

  1839年,23岁的传教医生合信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最初在澳门从事医务工作。1843年,香港医药传道医院开办,合信来此执掌院务。五年后,他又在广州开办了惠爱医馆。

  合信在中国期间出版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西洋医学书籍。1851年,他在广州出版了《合体新论》,这是一部关于解剖生理学的书籍,书中详细介绍了人体大概结构,骨骼部位,脏腑功能、肌肉、脑、五官的功能等,并且附图200余幅。内容详尽,绘图精确,受到广泛欢迎。1853年,两广总督叶名琛曾为该书写了一段话,他说,“泰西合信氏所著《全体新论》,绘图最为详明。首列全体,次分各体,计图二百七十有一。”叶大人觉得书中的图非常好,于是就按原式刻了八幅图,挂在他座位的旁边,以便随时查看。

  博济医院的嘉约翰从1859年开始共编写了十几部医学书籍,对于介绍西医西药和培养西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英国的傅兰雅、德贞,美国的罗孝全等传教士也出版了相关的医学著作。
  
  中国第一代西医

  伯驾在开办眼科医院期间,培养了一些中国助手。伯驾手下比较出名的弟子是关韬(1818-1874)。1836年关韬到眼科医院跟随伯驾学医,很快就学会了多种手术,成为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关韬被派往福建的清军中任军医,被授予五品顶戴军医,成为我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嘉约翰担任校长期间,博济医院和附属的南华医校共培养了150多名西医。毕业生大部分在广东各地行医,或进入医校任教,有的还去别的省份工作。他们对西医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和中国医学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教士和广州近代教育

  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广州的教育还是官学与科举并行。广州口岸开放之后,1850年传教士曾一度在广州开办了两所学堂,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上学的学生没过多久就退学了。

  实际上,早期传教士在澳门和香港开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培养了一定的人才。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后,寓居十三行一带,因清政府明令禁教,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后他在东印度公司谋得一个翻译的差事,一边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一边等待时机。1818年马礼逊和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主要培养华人学生,除了学习英语之外,还开始了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可以说这是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先声。

  马礼逊死后,1835年在广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目的是鼓励在中国开办学校,并提供资助。在马礼逊教育会的呼吁下,183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塞缪尔·布朗来到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他一个人既当校长又当老师。最初只招收了6名学生,学校不仅免收学杂费,还提供住宿,所开课程为算术、英文、地理等。布朗在一次汇报中说,要训练学生的德、智、体,因此教学中学习和娱乐运动结合,这些在传统德学校中根本没有的。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容闳、黄宽曾经在该校读书。1847年容闳和黄宽等人跟随布朗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后来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黄宽考取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两人毕业后都回到中国。

  马礼逊学堂搬到香港后,因学生增多实行分班授课。尽管马礼逊学校在1850年停办,但是它却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他把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传到了中国,比如课程设置,分班授课,教学方法上都完全摆脱了旧式私塾的体制。

  开创女子教育

  1860年前,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集中于香港和澳门,广州的很少。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社会上需要更多懂得西学的人才,而传教士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了更多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地区出现了很多教会学校。

  真光书院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那夏理1872年在沙基创办的,专门招收女生。后来迁往仁济街。1917年中学部迁往白鹤洞,改名真光女子中学,现为真光中学。真光书院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女校之一,学生当中不少是已经结婚的妇女。

  1879年那夏理在沙基创办安和堂,只招收男生,教授课程除传统经典外,还有数学等。随着招生规模扩大,1888年那夏理把学校迁到芳村花地,改名培英书院,后又改名培英中学。书院分小学、中学、神学院三个阶段,开设了数学、科学、地理、历史以及体育等课程。1935年培英中学迁往白鹤洞。

  1922年广州城有基督教徒8300多人,在教会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3000余人。1949年前广州市基督教新教各派共创办了14所中学,23所小学。天主教会创办了17所中小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创办于1904年的圣心书院,后改名圣心中学(现为广州第三中学),明德女子中学以及几所小学。

  独领风骚的岭南大学

  在广州的近代教育史上,岭南大学占据了重要地位,她开创了广东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884年,在广州传教多年的美国长老会牧师香便文建议在广州建立高等学校,长老会传教士哈巴非常赞成。美国长老会筹集了8万美元,1888年哈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开设格致书院,并主持校务。这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尹士嘉将再次开办的学校迁到澳门,并改为岭南学堂。四年后又迁回广州。1916年改名岭南大学。

  二十年代,在整个中国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大潮下,钟荣光被推选为校长,他也是首位在教会大学任华人校长的人。岭南大学虽然为基督教的人士所创办,但是并不属于某一教会所有,它是基督教公共的事业。学校中招聘教师和学生,并不以信教为条件。外国教师也可以来自不同教派。总的来说它的教会色彩比其他教会学校要淡薄一些。

  岭南大学的教育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参考书等都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它对于近代广州教育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部分医院和学校

  机构名称  创办时间和地点 创办者

  眼科医局  1835 十三行  美国传教医生伯驾 

  惠爱医馆  1848 六二三路 英国传教士合信 

  精神病医院 1898 芳村花地 美国传教士嘉约翰 

  柔济医院  1899 西关   美国传教医生富马利 

  真光书院  1872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培英中学  1879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格致书院  1888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哈巴 

  圣心中学  1904 大新路  法国传教士魏畅茂

  专家论道

  传教士起到了示范和桥梁作用


  采访对象: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有什么不同?

  吴义雄(以下简称“吴”):16世纪开始天主教徒就来到了中国,传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来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禁止传教。基督教从19世纪开始来到中国,他们没有宣扬,清政府一开始也不知道。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天主教徒没有采取开医院、办学校这种方式,他们直接发展教徒。实际上中国的天主教徒比基督教徒要多。基督教徒利用建立医院和学校的方式,来促进传教事业。基督教的社会事业比天主教大,在旧中国16所教会大学中,有13所是基督教大学,但天主教的信徒数量比基督教多。

  记者:传教士对近代广州教育和近代医学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主要是有示范性作用。19世纪前叶,基督教从创办小学开始,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高等教育方面,岭南大学在广州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对于近代医学的发展来说,传教士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世纪前期天主教就曾经建立过一些医院。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把种痘技术传到广州,可以说这是西方医学第一次传来。在西医东来方面,东印度公司有一些医生也起了作用,但还是传教士的作用最大。传教士把西方的医学、医疗方法和社会思想等都带到中国,尤其是有系统地把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1898年,传教士在芳村创办精神病院,这是亚洲第一个精神病院,对于中国的精神病学的发展作用也非常大。

  记者:广州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吴:传教士把西方医学和教育带到中国,实际上就是传播了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教士起到了桥梁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同时,传教士对于东学西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天主教传教士对于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传播等。在整个近代中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广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850年以前,广州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此后传教士更多地去了上海,因此中心的地位也随之转移到上海。但是广州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培英中学的钟亭上,“信望爱”三字保留着浓浓的教会特色。

  遗址寻踪

  毗邻而居的两所中学

  坐车经过白鹤洞大桥,便可看到珠江西面有几栋红砖红瓦的小楼,点缀在四周的高楼和民居之间,非常显眼——那是真光中学和培英学校所在地。真光中学是1917年搬到白鹤洞的,而培英学校到了1935年才迁来。现在培英的所在地是广东协和神学院的旧址。

  培英中学的外门口正对着鹤洞路,走过一条百米左右的小胡同,就看到了培英中学的正门。不经意间一回头,看到外门口的背面写着“信望爱”三个字,很有圣经的味道。

  有着120多年历史的培英中学设立了校史博物馆——一栋两层的小楼。走上台阶,负责校史的陈老师已经在这里等我了。一进门就是培英中学校祖的半身塑像,后面的墙上挂着培英中学的校徽,下面也写着“信望爱”。陈老师告诉记者,这三个字出自《圣经·旧约》,大概是信念、希望、仁爱之意。校史馆里陈列着一些学校早期资料的复印件,还有校友捐赠的学生时代的用品。校史博物馆前面是五层高的校友楼,又称钟亭,是1936年毕业的学生捐建的。灰白的砖,配上金黄的瓦。前四层是砖墙,五层是八角的亭子,中央悬挂着一口铜钟。听门口的保安说,每当上下课时还敲钟,不过敲的是挂在亭子边的另外一口钟。陈老师说,培英中学当初只招男生,而对面的真光中学只收女生,两校的校祖还是兄妹俩。

  真光中学和培英中学只有一墙之隔。走进真光的校园,看着四层高的红色真光堂,仿佛又听到当年的诵经声。真光堂两侧各有两栋两三层的小红楼,对称状分布,比真光堂稍稍靠前。据说是当年的学生宿舍。如今变成学校后勤等部门的办公室了。记者登上真光堂,近距离观察扶栏和蓝色琉璃瓦,很是精致。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除资料图片外):本报记者 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