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无图片
 
[第78期](旧时脂粉地)风月无边陈塘夜 烟花散尽浮华天
发布时间:2008-01-07 16:00:28

旧时烟花之地遗址已没有专家研究考证,见证者更加难寻。

  记者手记

  没有人关注她们的结局

  中山文献馆保存着一些民国时期妓女的照片。照片上的她们穿着传统的对襟衣服,盘扣扣到颈下,温柔端庄的样子与良家妇女一般无二。现在的人们只知道她们是妓女,有的有名字,也无非是莺莺燕燕玫瑰牡丹之类“花名”,有的则连名字都不知道。

  在灯红酒绿中消磨了青春年岁的她们,后来的生活境遇是怎样的,结局如何?没有研究者关心这个。研究民国妇女史的李兰萍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但可以想见,当时生活艰难、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有那么多的坎坷在等着。在一过三十就已经是年老色衰的年代里,曾经的名妓很可能沦落到下等的举寨里,遭受老鸨和龟公的剥削打骂。个别幸运的,找到好人家从良,也难免在夫家遭人白眼和嫉恨。

  再后来,战争就来了。有史料可查的,是那些名动一时的“妙尼”:日军侵占广州后,大虾在三元里养鸡种菜度日,细虾出逃南洋,病死途中。另一个眉傅的经历更加凄凉。她凭自己的色艺赚得的大笔钱,被庵主代存在银行。日军入侵时庵主席卷所有钱财逃往香港。眉傅落得在街边穿牙刷卖糊口的下场,每遇到人说起此事,便涕泪俱下。

  曾经与那么多达官贵人周旋的她们,最终也不过如此。更何况大多数的普通妓女?就算挣扎过了战乱,有幸活到解放后,是否又成为旧社会的遗毒,带着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度过残生?

  当年的她们为生活所迫,一拨又一拨地卷入这个行当。照片上的莺莺燕燕们在正当青春的时候留下了倩影,我们却不忍去想象,她们后来的人生和境遇究竟怎样?

清末广东妓女。

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妓女。

广州陈塘妓女白玫瑰。

  大事记
  
  娼妓业


  清末,广州娼妓业发达,珠江边花艇如梭。

  1912年,先后主政广州的胡汉民、陈炯明均发布禁娼令,严格取缔妓馆。

  1913年,龙济光攻占广州,为获得更多收入,下令“娼寮妓艇……一律复业”。

  1922年,陈炯明再次主粤,发起广州废娼运动,轰动全国。

  1930-1936年,陈济棠治粤期间,广州商业繁荣,娼妓业随之兴盛,妓院林立。

  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设立慰安所,娼妓业合法化。

  1945之后,国民党当局禁私娼不禁公娼。
  
  赌博业

  清末,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广东善后局”,广州赌业开始蓬勃兴盛。

  1910年,广东资议局召开常会,提出禁绝广州赌博,以盐酒饷抵赌饷,清政府批准。

  1917年,陆荣廷主政期间,贿买省议员,通过“赞成开赌”案,番摊馆又遍地皆是。

  1920年,陈炯明回师广州,接受代表请愿,下令禁赌。

  1936年,广东省政府成立禁赌委员会,明令于九月一日禁绝赌博。仅维持一年即告失效。此后屡禁不绝,直至1949年。

  前世今生

  水上烟花地 花艇春色


  晚清时期广州的风月地在水上。珠江边上、白鹅潭边,花艇如织,一派“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美景再现。紫洞花艇可以说是当时水上最穷奢极侈的消费场所,实际上是高级妓寨。

  当时最豪华的大舫有合昌、琼花等,里面都可以筵开十席。说到大舫的豪华,清代刘叙堂在《粤游笔记》中写道:“珠江花船,甲于天下……所居楼船,名之为寮。一寮贮百余妓……床帐字画,靡不精细;灯盆镜奁,无一不齐。”

  光绪二十年,因一艘大舫失火,蔓延到当时为英美租界的沙面,造成震动一时的谷埠大火。事后英国领事要求禁止在沙面停泊船只。两广总督下令大寨迁往大沙头和东堤,后来又迁入陈塘一带。从此逐渐转为陆上经营。

  但花艇依然长期存在。从沙面附近到长堤、东堤、大沙头一带,一直都存在着这种水上的风月交易。

  风月无边 陈塘旧地

  “陈塘风月”是民国时期广州娼妓业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词。旧时的陈塘指的是从黄沙到泮塘一带。“陈塘风月”的中心区域就在现在六二三马路广州市中医院附近。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广州的商业闹市区。据香港《大晚报记者调查报告》上说:“广州陈塘,犹香港之石塘,高等妓女,荟萃于此,俗呼之为大寨。”

  当年陈塘最有名的花筵酒家有留觞、咏春、群乐、大观园、宴春台等二十余处,“火坑”(妓院)有天德、欢得、万和、得心、奇花、万花、逍遥等十九家。直到现在,那里还有一些街名如:平康通衢、翠花、馨兰等,都与当年的妓女有关。

  广州妓馆旧时称“举寨”。妓女接到嫖客开出的局票后,往往由老龟奴(妓寨中的男工)举起扛在肩上,送往嫖客之处,被广州人戏称为“老举”。“老举”一词随后逐渐成为妓女的代称。妓院也就被广州人称为“老举寨”。

  当时广州的举寨按照气派的或简陋的,可以分为十级,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还有半私明、二四寨、打炮寨、讲古寮等等级别。大寨中的妓女分为两类,一种叫做“琵琶仔”,只是一曲清歌,再陪几杯酒。另一种叫做“老举”,则是留宿卖身的。

  赌风盛行 西关富地

  据各种文史资料记载,晚清时广东赌业之盛,可以称为居全国之冠。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弥补巨额战争赔款,在广州首开“广东善后局”,筹办开赌、卖官、烟税等事宜。广州的赌博业在官方的直接推动下兴盛起来。

  此后至1949年前,广东政府屡次下令禁赌,又屡次废弛禁令。到1949年曾有统计,广州赌档有两千多个,以赌为生者近3万余人。广东政府一年获得的赌税高达两千万元。

  当时广州城中公开的大赌有赌番摊、白鸽票、铺票、山票等;小赌或称杂赌的则有牌九、麻雀、天九、升官图、状元筹、十三张、十五糊、三军、候六等等。

  赌博之地多集中于西关富庶之地。在那些有樘拢门的西关大屋里,常常聚众私赌,娼妓场所也往往设赌和大烟。30年代,西关的西郊南岸村等地是设赌场最密集的地方。在当地劣绅蔡老九包庇下,白鸽票、字花、牌九等各种赌博应有尽有。西关男女纷纷前往,一时有“小澳门”之称。

  1946年以后,广州市郊的番禺萧冈、东圃、罗村、沙溪等地纷纷大开烟赌、番摊。为招徕广州市区的赌客,赌场设置免费的来回车船,在流花桥和黄沙码头接送。一时间,赌客们如过江之鲫,纷纷拥往郊外乡村豪赌。那时的乡村官员中流传一句话:“番摊杂赌是乡村的维他命A,鸦片烟是乡村的维他命B。没有这两样东西,乡村便没有生机了。”

  遗址目击

  寻找陈塘


  陈塘这个最有名的烟花旧地,如今已经被很多人遗忘。我问了好几个广州人,都不知道“陈塘”这个旧地名如今在何处。很多解放后的资料表明,陈塘的中心区域就在沙面对面、广州第三人民医院一带。经过多方查证,我发现这个医院在80年代已经改名为广州市中医院。

  根据记载,解放后在花筵酒家的旧址上建立了第三人民医院,周围的花筵举寨或改为民宅,或已经毁弃,早已无迹可循。

  从医院大门出来,我想在附近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然而举目望去,电车、行人、两边普通的砖房,去哪里寻找半点当年风流热闹的影子?

  岁月湮没了一切,但总会留下一鳞半爪印记。医院斜对面有一栋显然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吸引了我注意。一座黑色雕楼连着一座灰色砖楼,呈流线型的水泥阳台栏杆和半圆形的窗框,透露着几十年前的优雅和豪富。当年这是什么地方?屋子一楼的住户茫然摇头。

  在旁边的一个小巷口,我惊喜地发现墙上一块牌子标明:“陈塘南”。沿着狭窄的小巷走进去,古旧的石板路,两边是窄高的红砖楼,高高的樘拢门。岁月给它们刷下了黝黑的色彩,与身后一栋拔地而起的新住宅楼形成鲜明对比。接着又意外地发现了“上陈塘”的地名牌,发现了大量民国建筑的痕迹。如老式的水泥雕窗,浮雕般的建筑花纹。

  然而始终没有人知道哪一处才是准确的遗迹。没有专家研究遗址,见证者更加渺然难寻。于是只能在脑海里想象当年:沙面附近的珠江沿岸,花艇如梭;而在我脚下,或许就是当年的花筵举寨,浮华糜烂。

  历史再现
  
  举寨妓女的来源


  作为高级妓院的大寨,常常需要从小培养高级妓女。当时,妓院老鸨经常到各婴堂收买女婴,以及有外遇的妾室和不守清规的尼姑生的私生女等。她们把这些买到手的女孩进行精心培养,教她们读书、学唱,训练举止、仪态。

  因夜晚要迎客,妓女们的生活一般是晚睡晚起。到了中午,龟公和寮口嫂就会将这些妓女喊起,让她们进行“弹、唱、扮靓”等练习,有专人调教。有些老鸨还请教书先生到妓院教妓女们识字、画画甚至题诗应对,以便附庸风雅。

  对于这些精心培养的高级妓女,老鸨在生活上照顾得也很周到。粗重的事情固然不让她们去摸,甚至洗脸也不让她们湿手,有专人拧毛巾给她们抹脸,以保护她们肌肤的娇嫩,使全身骨骼保持柔软。

  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中下等举寨的妓女,命运则凄惨得多。她们多半是被人口拐子拐卖的乡村妇女,还有一部分是大寨中年华已老的妓女,被转卖到此。这些妓女几乎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稍有反抗就遭龟爪毒打,甚至染性病之后还要继续接客。
  
  “榨”客的步骤

  在高级妓女的大寨中,娼鸨们一方面极力奉承引诱嫖客,另一方面又不让他们轻易得偿所愿,以多榨取银钱。她们想出的花样有“出毛巾”、“探房”、“摆房”等。

  先是“出毛巾”。嫖客看中一个妓女,需要在大寨旁边的花筵酒家大排筵席,宴请宾客,也叫“摆花酒”,使大家都知道他和某个妓女“定情”了。开筵后他钟情的妓女要以毛巾分送宾客,并特别送嫖客一极华美的毛巾,以示钟情。

  “出毛巾”之后要“探房”,同样是大宴宾客,不过地点改在妓女的“闺房”。“探房”以后要“摆房”,嫖客须将妓女闺房内的家私设备,以至帐褥全部换新。有的嫖客摆房,单是梳妆台上一瓶香水,就高达一两百白银。“摆房”之后,嫖客和这个妓女才算“定情”,有些豪绅就这样把妓女包下来,长达数年之久。

  而有时这种吊胃口的做法会延续很长时间。曾有一个绰号“苏大阔”的阔少,恋慕一个叫新娇的名妓,在大寨饮三年酒仍未到手。有一次,苏大阔屡传新娇,新娇故意迟迟不到,说“正在钓鱼”。苏大阔即遣人去问“新娇的钓竿卖不卖”,答说“非三千元不卖”,苏大阔立即如数买下。此事在大寨中引起轰动。新娇“出毛巾”之夜,苏大阔将整个大沙头大寨的厅都包下来,扎花结彩,豪阔名噪一时。
  
  妓女的微薄收入

  香港《大晚报》的记者在文章中说:“诸君勿笑妓女皮肉生涯,要知道交通、实业、教育,她们皮肉,也有微劳”。除了受到老鸨的压榨,受身体皮肉之苦,公娼妓女还需要向政府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费。

  据广州市政厅调查股1927年的报告,公娼收入,去掉向政府上缴的花捐、军费、市政费、教育费之后,妓女的实在所得,上等妓女不过38.63%,下等妓女仅有18.6%。香港《大众日报》载,广州市公娼每陪一次酒席,收费5元。但这5元中要抽出1.4元花捐,0.6元军费,0.4元教育费,0.3元公路费……妓女最后“不过得到1元左右的代价而已”。

  1948年一个统计表明,广州有八千到九千人靠卖淫为生。广州的花捐最多时,收入竟高达90万元以上。为逃避花捐,广州的私娼也发达,据统计有近万人。她们多数在长堤、大新路、大南路一带活动。
  
  广州的禁娼禁赌运动

  因为师姑卖淫影响风化,1927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致函广东省政府,要求解放女尼,令师姑“自由择配”,“以端风化,而利妇女解放运动之进行”。但因有官员暗中支持,师姑卖淫一直未能禁绝。

  1926年,广州粤秀公园游艺场定于3月7日在长堤海珠戏院举行“花国(即妓女界)总统大选举”,得票最多的妓女为花国大总统,将乘坐洋车环游全市。消息一出,全市大哗。3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省立女子师范、培道女子学校,广东女司机联合会、广大医科女生等30多个团体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花国选举。由于各界强烈反对,广东省政府下令禁止花选。

  1920年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禁赌大巡行。陈炯明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12月1日,全省赌馆果然全部关闭。

  惊喜的广州人当天举行了狂欢庆祝活动。各团体、学校、商店,纷纷悬挂彩旗,家家户户,在门口贴上“本户赞成禁赌”的字条。全城燃放炮仗,锣鼓喧天。无奈好景不长,随着陈炯明下台,赌博之风又卷土重来。

1922年4月1日,广州各界到总统府、省长公署举行废娼请愿大游行。

“陈塘风月”早已荡然无存了。

  专家论道
  
  广州娼赌毒之剧是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产物


  李兰萍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记者:您是研究民国妇女史的。清末到民国这一段历史时期,广州的娼妓情况如何,能否介绍一下?

  李兰萍:当时广州的娼妓业从全国来看都是非常厉害的,不仅娼妓,包括烟毒、赌博都很厉害。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用传统的表述方式,就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当时土地流失,农村破产,人口涌向城市,竞争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不适应,当时的《民国日报》就报道了大量的犯罪、赌毒、自杀等行为。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更大:传统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又没有新的谋生方式,她们不得不从事身体交易。广东有浓厚的商品社会传统,广东人比内地人更能接受身体交易这种事情,所以当时广州从事娼妓业的人数是非常大的。

  记者:民国时广东政府似乎一直都在禁娼禁赌,但又屡禁屡放。

  李兰萍:的确这样。孙中山建立的国民政府,当时与共产党、苏俄合作,提倡“扶助农工”、“男女平等”。一直很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也要求禁娼。但当时一方面社会普遍贫困,如果完全禁娼,很多女性无法谋生。另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也非常穷,财政常常赤字,因此需要向娼妓业和赌博业征收税款。当时赌税是很高的,清末时广东每年的赌饷(税)达到三百余万两,民国时期到了近千万元。公娼妓女要交“花捐”,每年广州的花捐有几十万。

  记者:当时广州的妓女生活状况如何?

  李兰萍:应该说生活很苦。当时的妓女多是生活所迫,或被拐卖为妓,或者从小被人买来收养,长大卖给妓寨。除了交给官府的花捐,大部分的钱还要交给老鸨,剩下的很少一部分归自己。当然妓女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获得的收入不一样。当时广州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娼妓形式,一种是尼姑,另一种则是饭店的女招待。当然只是一部分尼姑和女招待从事暗娼活动,但当时这两类人的名声都不太好。

  撰文/摄影(翻拍):本报记者 田志凌

  本专题和中山图书馆联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