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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期](张维屏)南山敲惊雷,清水应有知
发布时间:2007-10-11 15:06:42

清水壕的房子虽然旧了,但涂上鲜亮的颜色,却不显艳俗——
或许,诗人故里就应该有这几分清雅。可惜知道诗人的后人已没有几个了。

  记者手记
  内忧外患:从关注个人到关注人类

  以文科中状元的科举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尤其是为官者,闲来无事,或者仕途颠簸,都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所以中国的诗歌,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山水游历、亲友离别、辞官归隐为主题,个人化和个性化比较明显,缺少一种对普遍人类的关注,缺少对普世价值的追问。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这种现状获得了改变,可以说,内忧外患使得诗人不能只在自己的深深庭院里吟唱,吟唱的内容也不能只关注于个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世界,他必须关注某个人群的命运,关注一个民族的未来,他的诗歌才找到真正的出路,也就是,诗歌必须从过去的“小我”到后来的“大我”转变,从关注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张维屏也是这样,起初的诗歌都是抒发个人性情和个人命运,但到后来因为侵略战争,炮火落到他家门前,不得不揭竿而起,以诗歌为旗,怒斥帝国主义。因此他后期的诗歌尤其显得让人惊异。
  当然,诗歌并不能随政治大流,也不能盲目跟从形势,这样会造成诗歌流俗于现实,超越不了现实,很可能变成口号式和标语式的空洞文字,没有诗意,成为生活的平庸再现。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如何用心去感受一个时代的变化和变迁,去写出大气魄大手笔的作品,使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他的作品一直被世人尊崇,这与他的气质和视野有关,也是与同时代作家区隔的显著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内忧外患使得诗人们摆脱天朝大国的心态,让自己的视野放宽,让思路放宽,诗歌也需要一种更高更广阔的境界,这就要求诗人们的胸怀,不仅要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更要关注普遍人类的生存境遇。

  张维屏,清朝著名诗人,祖籍浙江山阴。字子树,号南山,因甚喜松树,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称珠海老渔、唱霞渔者。1780年生于广东番禺清水壕,18岁之后曾迁居天成路贤乐里,1828年再次迁回清水壕。在嘉庆九年(1804)24岁中举,道光二年(1822)42岁中进士。曾先后出任湖北长阳、黄梅等县知县和湖北襄阳、江西袁州知府等职位。他为官清廉,有“尽心民事,深洽舆情”之美誉。因不满朝政腐败,在五十七岁时毅然退隐官场,回到广州花地潘式别业东园,晚年畅游于名山胜地之间,品酒吟诗自得其乐,但平静生活被鸦片战争摧毁,诗人因而奋起,创作了很多爱国主义诗作如《三元里》等。咸丰九年,即1859年病逝于清水壕,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

  诗人年表
  1780年,即乾隆四十五年,出生于广东番禺。
  1793年,名列广东番禺童子应试榜首,得知县赐“南山”之名。
  1798年,迁居天成路贤乐里。
  1804年,时年24岁,考取举人。
  1822年,四度会试终中进士,殿试二甲。
  1823年,救灾民险些丧命洪水中。
  1824年,任广济知县,后调襄樊同知。
  1828年,迁回清水壕故里。
  1830年,再次出任地方官员。
  1836年,辞官隐退。
  1837年,创作《桂游日记》,被认为将与范成大《骖鸾录》、陆游《入蜀记》等名著永世并存。
  1839年,与林则徐共商禁烟大计。
  1841年,创作叙事长诗《三元里》和《三将军歌》。
  1847年,创作《金山篇》,发出了痛切的反帝忧国的声音。
  1839-1848年,在反英斗争中与何玉成等爱国士绅组织团练。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诗人被迫临时迁居广州城西泌冲。
  1859年,病逝于清水壕。

或许因为是诗人故里,连古旧的巷子也温儒起来,街坊们围桌吃饭,其乐融融。

  人物春秋
  诗固出于性情

  诗人在清水壕度过平静而快乐的青少年时代,成年之后,迁居到天成路贤乐里,附近有一个为纪念南园五先生而建的聚贤坊。他从小就在非常浓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更有其父时任四会县学训导,使他能够接受优良的家庭教育,诗人自幼能诗,13岁(1793)时名列番禺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欣赏其才华,取《毛诗序》中的“南山有台,乐得贤里”赐名“南山”。《松心诗集》就收集了他15岁开始时的作品。
  在第一次奔赴北京赶考时,得到诗泰斗翁方纲的赏识,翁曰之为“诗坛大敌”,后又作《粤东三子诗序》,之后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三人被誉为“粤东三子”。又与黄香铁、黄香石、林辛山、谭敬昭、吴秋航、黄小舟一起,被誉为“广东七子”。而《番禺县志》也说他“诗名满海内”。又有评论说他的诗“出入汉魏唐宋诸大家,取材富而酝酿深,气体则伉爽高华,味致则沉郁顿挫”(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
  鸦片战争前,诗人与宣南诗社中成员交往稠密,诗篇内容大多是山水、闲情,或夹杂一些壮志蹉跎的慨叹。在诗词上,张维屏主张“性情之诗作”,也就是《陈清端公诗集序》里说他“诗固出于性情”,诗词要自然,直抒胸臆,不矫揉造作。其中就有《初春游西湖记》这样华美的骈散文,以及《桂游日记》等佳作。当时他还批评了古文两大毛病——“陈言”与“赝古”,提出了“不拘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复龚定庵舍人书》)这样的唱诗格调。他自己的诗文自然是不拘体格,随意挥洒,像《释涉川片云行草序》就云感发,《十二石山斋记》依石立论,就表现出了“意新格创”的特点。
  
  抗英斗争以诗为旗
  在北京期间,诗人还与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相结识,以唱和为乐。也为他后来诗作的转变做了一些铺垫。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激发了诗人的爱国热情,与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一起,用笔来鼓励和赞颂反英行动,其中就有最著名的描述三元里事件的长诗《三元里》。
  以下是诗中的前几句:“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以及赞颂陈联升、陈化成、葛云飞三位将军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悲壮和伟大的诗篇《三将军歌》,以“呜呼将才孰谓今无人,君不见二陈一葛三将军!”这样的呼啸深情讴歌了三位将军的爱国精神。
  之后在《金山篇》中,他又发出了痛切的反帝忧国的声音!此时,他的诗词从形式和内涵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精神境界。
  
  辞官只为百姓苦
  道光十六年,张维屏五十七岁。十余年为官经历,使他加深了对百姓疾苦的了解,他这样总结为官的感受:“县令身何似?临渊更履冰。敢言劳抚字,自觉过哀矜。火烈群知畏,霜威恶易惩。心慈难用猛,此任不能胜。”(《县令》)他觉得自己在民情与王命之间实在难以兼顾,决心辞官故里。
  辞官南归之后,借编撰《国朝诗人征略》续集之机,他又游历了广西的山水名胜。回到番禺(当时的广州),租赁广州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二子祥瀛又于花地之东建“听松园”,为著述之所。此后大部分时间,他潜心写作,过着一种“小隐聊自娱”的林下生活。

诗人从小就在非常浓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而今的清水壕也依旧书声朗朗。

  地理寻踪
  清水壕的他,离我们很近却又很远

  说到张维屏,是不能不提清水壕的。这里是他出生和去世的地方,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清水壕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在《松心十集》中的《清濠集》里说:“乾隆庚子出生在清水濠,嘉庆戊午(1798)迁居贤乐里。”又有《清水濠》诗道:“生长清濠十九年,中间贤里向西边;今朝又卜清濠宅,重话儿时一惘然!”
  此街东西走向,东始于现在的越秀南路,西终于文德路,中间被德政中路一分为二。长600多米、宽4米,街内北侧有清濠里、槐花前和新时巷等。
  清水濠即古东濠,在东濠涌之西。宋代时期长204丈,阔10丈余,水深可以舟楫通行。靖以后因筑新城,逐渐浅窄闭塞。清代时期开始辟马路、设街沟,便填濠筑民居。古东壕沟就成了现在的清水壕街,现在的清水濠多是四五层高的居民楼,只有极少的老房子还在,大概也是民国时候建造的,但走在街上,依稀还能感受到沟壕的气息。
  诗人还描述说:“清濠新居有堂,堂之东有轩,轩后有竹石,又左柏一株,不知始于何时,长日坐对,率赋一诗道:竹柏各有心,石丈默无语;为问百年来,曾经几宾主?”
  带着诗人的描述,我在广州的老城区开始了寻访清水壕的路程,按照地图的指示,我来到文德路,不经意间的一个抬头,清水壕的街牌就在眼前。自然有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惊喜。第一感觉,清水壕好安静啊,居民们随意地行走玩耍,跟外面所谓的都市快节奏俨然“两个世界”,记者向一位正在街旁和孩子们打羽毛球的四十多岁的大姐打听张维屏,她回答听说过这个人,但不是很清楚。还好,还有人听说过我们的爱国诗人。
  其实说清水壕是街,也不完全是,它就像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却多了巷子没有的阳光和通透。窄窄的街边是紧挨着的老房子,房子被现在的主人们整修过吧,还涂上鲜艳的颜色,古典又鲜亮,却不觉得粗俗。或许,因为这里是诗人的故里,自然会清雅脱俗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从走进清水壕开始,心情居然有些雀跃,兴致勃勃地一路看着周围的一切,哦,清濠里出现了,槐花前也出现了,房子都是古旧的,但又都经过修葺,在绿树的掩映下,很是幽雅。就跟这里的居民一样,此刻正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有的人家把桌子摆到街旁,一家人围着,就着明媚的冬日阳光,还不时跟过往的街坊打着招呼。这样的情景和画面,居然还可以在广州这样国际化的大都市看见,心里倒生出几分感动。
  一边走一边拍照,长长的窄窄的路面,不是很高的楼,星星点点的阳光,车是不准开进来的,却又比所谓的步行街更悠然宁静。有老人躺在椅子上晒着太阳,我走过去,问他知不知道清朝著名诗人张维屏,他们的老邻居。老人或许真的太老了,听不见我说的话,尽管戴着耳机,屋里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凑过来,“爷爷,是不是你的老祖宗啊?”哦,原来这是一户张姓人家。再多问几句,他们也不清楚了。
  我一心想找到诗人故居的旧址,沿着清水壕来来回回走了六七次,问了不少的老街坊,还是没有一点信息。街边有的房子被拆掉了,建了学校,时代已经久远了,房子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变迁,要找到诗人的故居,谈何容易?
  之前,我以为这个地方会有“张维屏故居”这类的文物古迹,走了这么久,没有看到,问了那么多人,也都说没有。走在这街上,我突然觉得诗人离我们很近却又很远,为什么他居住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迹呢。
  当离开清水壕的时候,却无意间又碰到了之前的那位女孩——中午在清水壕遇见的张家的孙女。我看得出,她是特意过来告诉我张维屏应该就是他们的祖先,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族谱里到底有没有记载,或许,时代久远了,后人们是真的不记得这位伟大的祖先了。

  诗人逸事
  救民于水,救国于难

  “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
  这一年,张维屏上任湖北黄梅知县,恰逢县内严家闸、孔垅一带,江水决堤,灾民遍野,张维屏不仅慷慨捐资救灾,还不畏艰难险阻,亲自乘上一条小船,前往查看灾情,将干粮散发给受难灾民,慰问当地民众。“是时夜将半,月黑星无光。水流湍急,小舟被冲溜,危急万分。幸亏有一棵大树没于水而枝干散于水面,当小舟掠过大树时,舟上的人急忙用力紧紧拉住树枝,小舟才不致覆没。岸上百姓见状,急忙把绳子抛到舟上,张维屏与随从人员拉着绳子,小舟渐渐靠岸,终于脱险。”
  事后,有民谣唱道:“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神救官当然是迷信说法,但从中可以看出灾民对这位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的县老爷的无比感激和爱戴。
  
  古稀之年冒雨检阅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饱受英帝国主义的摧残和压迫,禁烟运动在曲折中行进,在广东地区,一批爱国的士绅也加入了与英帝国的战斗,其中就有何玉成、梁廷柟和张维屏,他们一道组织团练乡勇,抵抗外来侵略,抵抗英军攻城。
  1849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九年的三月六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张维屏,却不一样。他要在这一天检阅清水壕壮丁800人的操练。这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团练。老天却不作美,大雨哗啦啦就下起来了,没有停的意思。大家都以为检阅会推迟,但是张维屏不管下雨,坚持要检阅,他认为时间不等人,再拖沓,敌人就要踏遍老城,人民就要遭殃了。
  于是,69岁的张维屏站在大雨中,一丝不苟地,清瘦的脸庞显得更加消瘦,所有的壮丁都为张老的行为所感动,在大雨中操练得更加卖力。
  
  宁罢官也不收漕粮
  在张维屏为官期间,他的爱民护民是出了名的,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又改变不了黑暗腐败的官场而隐退官场。其中就有“宁罢官也不收漕粮”的事。
  1824年,道光四年。张维屏时任广济知县,朝廷有规定要收漕粮(漕粮属于田赋的一种,征收过程中,官吏多从中浮收勒折,中饱私囊。),张认为百姓赋税太重,不能再向他们征收漕粮,故不顾上级的指令,坚持不收漕粮,朝廷多次催缴,张依然坚持己见,后来他的做法引起上司震怒,欲施加压力,张本对官场腐败已经痛恨至极,遂请辞返乡,朝廷不允,贬为襄樊同知。

  专家访谈
  “人有性情,诗于是作”
  访谈对象:汪松涛(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原所长、张维屏研究专家)
  张维屏是一位深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属于“经世派”,对汉宋之学、门户之见持批评态度,尤其对脱离实际、空谈性命的宋学,颇为不屑,讲求“经济”,提倡实学。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心所向往的是封建治世,所追求的是做一个有补于苍生的良臣、巡吏。他不满社会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同情百姓疾苦,但是,他没有他同时代的龚自珍、魏源那样的社会洞察力,对道光和咸丰之际的社会性质与危机没有他们那样深刻、广泛的认识,他缺乏他们那样的认识深度和变革社会的思想高度,他还不是当时的变革派。南归之后,置身于反侵略斗争的前线,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得到升华,而成为一位在近代享有声誉的爱国诗人。
  在诗歌方面,张维屏继承了明末清初以来进步的诗文主张,汪廷珍在《复张南山书》中说:“读大集十一卷,格律深成,兴象高寄,非读书多而用力深者,讵易有此?并闻于近代通儒中,服膺亭林先生,尤见取法之正。”从中可见顾炎武的诗文创作理论对张维屏的影响。辞官前,他的诗多为仕宦酬答、赏游山水及抒写个人情怀。虽然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但一般都是真情实感,绝非无病呻吟。
  有的人可能认为,张诗的最大贡献只在于他的反抗外国侵略的诗歌,比如《三元里》等,表达了深厚的民族感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除此之外,他辞官前的一些诗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抒发个人情怀,表达自己内心的惆怅,这正与他所提倡的“人有性情,诗于是作”的创作观相吻合。当然他也强调写诗要以学问为根基,这样才能写出好诗。

张维屏不仅诗作得好,还精通书法。

  主要作品
  给鸦片战争敲“惊雷”

  张维屏给鸦片战争敲响了一声“惊雷”——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他的爱国热情和文学遗产,都是后人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他不仅诗作得好,还精通书法。他的诗名海外皆知,当时的高丽、琉球、越南等外国人都有向其求诗词索书法者。其流传至今的作品主要有著述十种,诗作两千多首。
  有《张南山全集》,汇集诗人各种著述刻本。其中《松心诗略》,亦称《松心十录》,共10集,是其门人选全诗十之二三而成,为今传张诗最多之本。而《花甲闲谈》,道出了诗人的情怀。道光末年刻文有《松心文钞》10卷、《松心骈体文钞》。尚有《听松庐诗话》、《艺谈录》、《国朝诗人征略》等有关谈诗及文献掌故著作。
  《县言》暴露了吏胥贪婪毒狠的面目;《黄梅大水行》、《催科》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鸦片战争期间,是他诗情最激昂的时期,先后创作了《三将军歌》、《江海》、《书愤》、《孤坐》、《海门》、《雨前》、《金山篇》等一系列爱国诗篇,表彰抗战,指斥投降。尤其是长诗《三元里》,歌咏了人民自发反帝斗争,是这一时期少见的佳作。

  本版撰文/摄影:本报记者 陆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