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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 伍廷芳家族]一生顺应国势 后嗣散落四海
发布时间:2007-11-19 09:52:12

位于越秀山上的伍廷芳墓园。 本报记者 黄皓 摄

  家族大视野
  家,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作为一个词语来说,“家族”的含义极富弹性。它的外观可以扩展为庭院深深、深宫大院,按照中国人“家天下”的思维,甚至可以扩张到长城以内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简单说来,凡是墙壁以内的,那就是家。同时,它的实质又能不断浓缩到只是一个姓氏而已,把家族圈定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种姓制度之内。

  不论如何,家犹如可大可小、收缩自如的紧箍咒一样具有非凡的限定功能。即便仅剩下一个姓氏,这样的功能依旧存在。那位在家庭的紧箍咒下内心痛苦万分的卡夫卡,只得向他的父亲写信上奏,希冀能够得到赦免。在他看来,姓氏是限定性无限大的形容词——这规定了他的生命是卡夫卡式的,充满生命意志、创业雄心、征服愿望。他主观上反复强调的失败,无非是表明这个形容词居然在他身上失效;而他客观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同样来源于此。正是卡夫卡无法继承(而不是背叛)他的姓氏,才使得这个家庭从反面塑造了他。他与父亲的关系十分淡漠,在信里他坦白“我俩的疏远完全不是你的错。可这也完全不是我的错”,他含蓄地把罪责推委到这个神奇的形容词上。他崇拜他的父亲,却又无法获得来自他姓氏的文化认同。与其说他是在反抗家族姓氏,或是父亲施加的咒语般的压力,不如说他埋怨自己无法胜任,从而自卑。值得玩味的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姓氏总与他有着微妙的关联,或是缩写、或是谐音、或是拼写上的结构相同。这不仅表明他的小说可能是自传,从深层的意义上也暗示了这样的信息——他因自卑而试图反抗,敌人则是他的姓氏。那个姓氏让他一夜之间变成了《变形记》的甲虫,变成了《城堡》里走投无路的K。

  卡夫卡的搏击对象是家。在与父亲的斗争中,他的敌人化身成自己的姓氏。在小说中,他虚构了无处不在的墙,家又变幻成一堵永远无法推倒的迷墙。格雷戈尔·萨姆沙不幸变成甲虫时,他惊呆了,出现了关于家的诡异形象。“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一点儿也不假的人的房间,只不过稍微小了一点,仍稳稳当当地围在四片他熟悉的墙壁之间。”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是卡夫卡对于居室经验的高度浓缩,也是对于家的最直观的观念——狭窄逼仄,压迫感从厚实的墙壁中分泌而出。可怜的卡夫卡从来就不是一个斗士的形象,就如同他在父亲面前永远是个卑微的儿子一样,他向来缺乏鲁迅踹击铁屋子的勇气。墙壁横亘在他面前,而他拥有的利器却只是凝望的眼神,这场堂吉诃德斗风车式的荒唐行为,竟成了卡夫卡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名字也好,围墙也罢,卡夫卡永远是笼子捕猎的对象。他既对父亲一直存有微词,又从未敢于公然违抗。在墙壁之前,他的眼神中怒视与绝望不断交替着,却始终没有推倒墙壁重获新生的念头。事实上,他对家的恐惧仅仅来源于一种不被认同的焦虑,他渴望获得认同而绝不打算彻底反抗家庭。恰如反抗家庭的人自己也终有成家的一天:他将在被他推倒的墙下重建家园,他将把自己反抗过的姓氏赐予一个将来可能反抗他的婴孩。卡夫卡虽然终身未婚,但他依然带着宗教般的虔诚说道:没有什么比信仰一个家神更为幸福。  □刘旭俊(青年评论家)

  历史的枢纽
  国家的方向就是他的人生方向


  1874年,32岁的伍廷芳本来在香港有份体面的工作——翻译员,如果继续生活下去,他也将拥有一个平凡而简单的一生,就如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一样。但他还是拿出十年里赚来的积蓄,到英国留学,求取法律学博士学位。

  1882年,在香港做了多年大律师,成为首位华人太平绅士、立法局议员,成就斐然的伍廷芳,又一次放弃自己已取得的成就,受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到他手下任法律顾问。在清廷任职的近三十年间,他的外交才干被突显出来,被派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多国公使,名满天下。

  1911年,已是69岁并在家静养的伍廷芳,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发现自己多年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设想与孙中山不谋而合,于是不顾年老体迈,选择复出“反戈”,投身革命。他倡议清帝退位,并利用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电请各国驻华使节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被推选为南北议和的代表,成功促使清帝退位,以和平方式终结他曾为之效力的大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这段经历,令仕清二十八年的伍廷芳不仅没有成为大清王朝的殉葬品,反而为他人生增加了令他载入史册的人生最亮点。

  伍廷芳活了八十岁,他生命的起点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大体相当,这注定他的生命中必将有众多转折与抉择。但是他所走的每一步,正踏准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这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对人生的一次提升。

  有人认为促使伍廷芳离开香港,是他在一桩华洋诉讼案的失败。但与其说这一事件使作为辩护律师的他对西方价值发生了信仰危机,不如说使他感受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既使他在香港可能成为港岛的华人领袖,也不可能打破港岛的华洋界域。自此之后,他的努力方向,就是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联的。

  从香港到北京的转折中,是他回归东方传统的转变。而当他跟随孙文革命,却又是对旧传统的否认。于是,清朝孤臣孽子斥他为叛逆,一部分革命党的激进之士又把他看作是旧官僚。但他却以自己的实践,对中西文明的优劣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正如《从西方到东方》一书所言,在政治理念上,他希望中国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创建一个公平、正义、尊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理念一直没变,他的每一次转变,也同样朝着这个方向。

  人的一生也许总会站在一个个十字路口上,对于生活在近代中国的伍廷芳,他所站的十字路口,不仅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所以,他每次都选择与国家相同的方向。

赵泰来

  后世访谈

  受访人:赵泰来,伍廷芳曾外孙,世界杰出华人,广州市荣誉市民,宝墨园终身荣誉园长。他先后多次将自己及家族的无数件收藏品捐赠给国内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设有赵泰来个人馆,番禺宝墨园、东莞粤晖园中也有赵泰来藏品专馆。

  记者印象:在宝墨园见到赵泰来,他穿着简单的棉质衬衫,笑呵呵地走来。他与身边经过的每个员工热情打招呼,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个人都把他当作熟悉的朋友。

  他是伍廷芳的曾外孙,曾经从伍廷芳等家族先辈的手中接过无数件价值连城的珍品。如今,他已经将这些收藏品捐给了全国多家博物馆。

  赵泰来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捐出了藏品之后,他做回一名普通百姓,而老百姓也可以从他捐出的藏品中了解中国文化,他觉得,这是让他快乐的事情。

  “本来有很多家族照片,但不敢保存”

  “伍廷芳,是我外婆的父亲,所以我是他的曾外孙。但是从小到大,外婆很少跟我说起伍家的事,我只知道外婆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妹。”赵泰来不清楚家族的故事,应该说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文革”期间,赵泰来的家庭有资本家背景,跟这些名人的关系,谁都不敢说。“当时,家里的旧相本里,本来有很多家族的照片,也包括伍廷芳的,但最后都烧掉了,不敢保存。”直到十四岁那年,赵泰来投奔香港的亲戚后,才知道祖上的事情。

  伍廷芳的太太出身香港何氏家族,父亲伍福堂也是香港名人。伍家的后人,也跟当年的名门望族有着姻亲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家族关系网络错综复杂。”

  赵泰来说:“现在,伍廷芳的后人基本都在海外,我曾经在国外见过伍氏家族的后人,但我们都很少联系。”

  “为了保护藏品,她终身未嫁”

  上世纪七十年代,赵泰来从姨妈手中继承了一批遗产。姨妈是个传奇人物,“她美丽而有才华,为了保护这些藏品,也为了藏品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终身未嫁。”

  没有人知道那些藏品一共有多少。赵泰来在英国接收这批遗产时,一打开庄园的地窖门,只见大大小小的箱子,密密麻麻地藏在一个封存多年的地窖中,简直就像打开一个宝库,历朝的陶瓷、皇宫用的器皿、各种名师名画等、精美的玉器等等,藏在快发霉的箱子中。“这一批遗产,大部分是伍廷芳家族所收藏的藏品。伍廷芳做过驻外公使、外交总长,他喜欢收藏,收藏了很多珍品。”

  近百年来,家里没有人看过这些收藏品。“我为了整理这些藏品,用了十年时间慢慢收拾。再装成十几个集装箱运来,为了筹运费,我还卖掉伦敦的四幢房子。”

  赵泰来将这些藏品全都捐给祖国,其中除了有伍廷芳的藏品之外,还有一些是几代人的收藏和自己收藏的藏品,所以,整批藏品应该说是整个家族几代人收藏的。

  伍廷芳的这些收藏品为什么会传给外孙女,而不是儿子?赵泰来估计:当时可能将地产等物业传给儿子,而这些藏品就留给女儿,但具体是不是这样,也只是一种猜想。

  “他的一幅油画像收藏在我英国的家中”

  赵泰来说:“我手中还留着关于伍廷芳的纪念品,是他一幅油画像,收藏在我英国的家中。而番禺寓所里挂着的,是伍廷芳晚年生日时,民国政府高官林森等人送的长篇祝词字幅,我从藏品中收集出来,重新装裱好。这篇祝词一共写了十几个条幅,前面的几幅送给南京博物馆。”

  现在,赵泰来偶尔会到伍廷芳在越秀山上的墓园拜祭他。但对于他来说,“我更希望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的文化。捐出来,让更多百姓看到这些藏品,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为中国百姓做一点事情,这才是我的希望。”

  □ 专家视角
  伍廷芳曾参与修律废除酷刑


  讲述人:黄淼章,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在他的促成下,举办了伍廷芳诞辰160周年纪念座谈会。
  
  伍廷芳毕业那年,清朝驻美公使陈兰彬邀他赴美国当领事,伍廷芳正要赴美,得知驻英公使郭嵩焘到伦敦,于是去拜访郭。郭嵩焘一听伍廷芳的见解,马上觉得这是可用之才,想留他在驻英领馆,但伍廷芳去意已决。郭嵩焘向驻美公馆要人不得,便向李鸿章求助。这样一来,由于郭嵩焘四处寻访,本来默默无名的伍廷芳,却在清廷中声名鹊起。

  伍廷芳参与过多项重要外交活动,并任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他还和沈家本一起修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各种不人道的酷刑。

  辛亥革命爆发,已经69岁的伍廷芳复出,投入民主革命大潮中,刚开始,就连孙中山都不是很信任他,认为他是清廷的遗老。但在此后多次交往中,对伍廷芳越来越重视,当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分别任命伍廷芳父子为外交总长、次长;北伐时,伍廷芳在广州代总统职权。但是在陈炯明兵变之时,伍廷芳悲愤交集而逝。孙中山写下一千多字的祭文。

  伍廷芳一生丰富多彩,但他一直是无党派人士,也许正因如此,没有党徒党孙为其宣传,因而被人慢慢淡忘了。

1900年前的伍廷芳。

1908年的伍廷芳。伍廷芳的一生丰富多彩,他每次都选择与国家发展相同的方向,可谓“与时俱进”。

伍廷芳的夫人。

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伍廷芳塑像。 黄皓 摄

  □ 族谱词典
  伍廷芳
  曾被任命为“太平绅士”


  伍廷芳(1842一1922),广东新会人。字文爵,号秩庸,生于新加坡。1845年随父归国。1874年他自费留学英伦,入伦敦法律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考取英国律师,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任命为“太平绅士”,1880年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1882年起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任职,多次参加清政府的外交谈判。先后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古巴等国公使及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

  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被南方各省代表推为外交总代表和革命军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职。不久,他与孙中山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1922年任广东省长。同年6月,他愤于陈炯明叛变而病逝,终年80岁。
  
  何妙龄
  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


  何妙龄,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家族是香港华人社会中非常有影响的家族,其父何福堂,毕业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后皈依基督教,1845年受封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兄何卫臣,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其弟何启,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香港著名的华人领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何妙龄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成为伍廷芳一生事业的有力支持者。被认为“美丽、娴静、亲切而高贵,她有高尚的思想和慈善的心肠。”
  
  伍朝枢
  曾担任广州市长


  伍朝枢(1887-1934),伍廷芳之子。生于天津,10岁起随时任驻美公使的父亲伍廷芳留美,20岁赴英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国学西学皆精通,中文、英文均文笔洗练优美。自1911年任武昌军政府外交司司长起步入政坛和外交界,先后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长、众议员等职,1917年起追随孙中山革命,历任大本营外交部长、广州市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驻美公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曾驰誉国际外交界及国内政坛。
  
  赵泰来
  文物收藏家、画家


  伍廷芳曾外孙。1954年生于广东东莞,英籍华人,文物收藏家、画家。他先后多次将自己及家族的5万多件收藏品捐赠给国内博物馆,其中包括一批国家一级、二级文物,价值连城。获“全球世界杰出华人奖”,与陈香梅、金庸等同台领奖。

  赵泰来因向祖国捐赠众多文物获许多荣誉,包括:广州市荣誉市民、宝墨园永远名誉园长、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艺术顾问等。

  □ 地理记忆
  墓地安宁,故居不复


  伍廷芳逝世之时,正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时候,他在悲愤交加之中病重去世。家人按他的遗愿进行火葬,并埋在广州东郊、黄花岗附近的一望岗。

  1922年伍廷芳去世时,孙中山非常悲痛,亲手写下千言墓志铭,当时的著名诗人、雕塑家李金发为伍廷芳塑铜像。十几年后,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因病去世,也与父亲合葬一起。“文革”其间,伍廷芳墓地的铜像被拿去大炼钢铁,墓园也被工厂占领。一直到1988年,伍廷芳父子墓被迁至越秀山中山纪念碑的东面山坡上,紧靠着孙中山读书治事处与中山纪念碑。

  一个周末,我前往越秀山参观伍廷芳墓,虽然公园里游人众多,但墓园附近非常安静,只有一两名练太极拳的老人家。伍廷芳墓亭平面为十字形,墓旁有伍廷芳塑像,是后来以水泥仿原像重塑。伍氏塑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马褂,神态安详地端坐于沙发上。左侧是伍朝枢墓,墓亭平面呈均等的4瓣花形。孙中山题的千言墓志铭立于中间。

  除了伍廷芳墓地之外,广州市内找不到其他关于伍家的故居。黄淼章说,虽然有记载伍氏在广州的住所是在芳村,但他曾经到芳村寻访,也没有找到一点遗迹。

  □ 家族逸事
  伍廷芳修改英文国名


  伍廷芳语言严谨。据资料记载,辛亥年,伍廷芳为中华民国驻沪全权代表。当时各领事来往公函,皆称中华民国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说:“此意甚狭,谓‘中国之共和’,即共和为中国局部也。宜用共和之中国Republic of China,其义甚广,谓共和属于全中国也。”于是,以公函照会各领事,以此英文定名,此后也一直沿用这一英文定名。 
  
  第一个火葬的人

  清未,日本人在南石头建了一间火葬场,有燃柴火化炉一座,仅供日本侨民使用。民国初年,有僧人在小北下塘建成白云庄火葬场,使用的也是燃柴火化炉,供僧人使用。1922年6月,伍廷芳去世后,后人按其生前意愿,运送到南石头火葬场火化,当时风俗以土葬为主,火葬很少,伍廷芳可以说是开了先河。
  
  伍朝枢请教城市建筑

  1925年8月,时任广州市长的伍朝枢发布布告,希望各界专家对广州市政建设献计献策,市长将虚心请教。布告称:“广州市政建设虽然举办多年,但是经营惨淡,只是初具规模。朝枢此次兼任市职,理应竭尽全力为广大民众服务,并与市民同甘共苦。……广州人口众多,有很多仁人志士、科学专家,希望能邀请对市政建设过程中有真知灼见的人士献计献策,例如需要兴建、改善、革除的事项,或是有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等等。但是应以能够得以施行为准则,切勿空谈。朝枢必当虚心受教,并采纳、实施。”
  
  何妙龄兴学办医院

  伍廷芳致力教育,在新会县会城镇友竹伍公祠开设了“廷芳义塾”,免收学费、杂费,还供给学生文具书籍。他去世后,夫人何妙龄继承丈夫义务办学精神,将原校改名“廷芳义学”,把在会城宫来桥的祖屋部分改建为校舍,使学校扩大为完全小学。

  何妙龄还斥资在香港建成何妙龄医院,为当年香港的医疗服务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何妙龄医院与雅丽氏医院、那打素医院合并,建成新院,也就是现在的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章太炎暗讽伍廷芳

  一夜白髭须,多亏东皋公救难;

  片时灰骸骨,不用西门庆花钱。

  ——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炳麟)挽伍廷芳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伍廷芳逝世后,其子伍朝枢赴上海奔丧,特地拜访章太炎。伍朝枢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指孙中山)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太炎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伍朝枢又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太炎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太炎送去了这一副挽联。又有另一版本为:

  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

  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 坊间一语
  王坚(广州市艺术博物院分馆部主任)

  赵泰来先生给艺博院捐的藏品,用一个15米长的大集装箱装满运来。我们请国家文物鉴定会成员鉴定,有很多是国家二级文物以上的藏品。其中以唐卡最突出,这些唐卡从晚唐到宋初一直到民国时期,自成系列,据说除了布达拉宫之外,国内可能只有艺博院的赵泰来收藏馆有这样成系列的唐卡。他生活简朴,人也很随和,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郭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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