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索书号:  D693/345  
著者:  (美)易劳逸著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9
　　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下了他对国民党的失败印象：“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为另一场革命。”时隔几个月后，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这篇后来因入选中学课本几乎家喻户晓的文章中，毛泽东极尽讽刺之语，把司徒雷登定性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但这种对华侵略政策最终还是失败了，“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分析基本涵盖了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看法。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后来对国民党历史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延续了这种观点。

　　近期读美国学者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对“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周全和详实的分析探讨。易劳逸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在这本书之前，已经有《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和《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2937）》两本著作问世，《毁灭的种子》依然延续了上两本著作的主题，对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失败的原因研究更加的深入。一直以来，国民党问题的研究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大陆学者容易受制于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产生成王败寇的心理优势，分析这一问题自然很难客观公正；而台湾学者因为国民党的失败会极力掩饰或者避而不谈这一问题；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最初因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也对这一问题遮遮掩掩。比如作者在中译本序言中提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的存在，很多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范宣德和费正清等人都受到诽谤和排挤，美国政府对这些“将中国丢给共产党”的人，无休止的审查成为了美国历史最可悲的冤案。如此以来，国民党问题长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地带。后来随着政治空气的松软，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断断续续进入到了公共视野，但如果说有专著的出现集中分析和深入探讨这一历史空白，易劳逸的研究功不可没。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当然不可能是单一因素所致，我们所熟悉的观点，比如失去民心，忽略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的存在，土地改革没有深入；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实际上军阀割据，地方势力与中央阳奉阴违；共产党势力在大后方的迅速壮大；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国民党内部腐败；经济崩溃等等。但是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更多的是挖掘国民党内部自身的深层原因。从组织结构上看，国民党并非是一个类似西方议会制政党那样的组织，而是一个“革命党”。许纪霖在《中国现代化史》一书中曾精辟分析这一政党的存在需要三个要素：“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的意识形态信仰”，“高度一体化、集体化的组织系统”和“清教徒一般阉割的组织纪律”。在国民党早期的历史中，尤其是1924-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中，国民党曾经一度表现出空前的活力和战斗力，然而，自1927年国民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之后，在以党治国的国策下，它既没有向法理型政党转变，也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原先的维持其生命力的三大要素到40年代已经基本荡然无存了。很明显的是，在国民党组织结构上，它缺乏一种制度化的特征，其权力的运作机制完全是一种依靠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这种“以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表面看起来行政系统高度一体化、集体化、实际上，整个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合理化程度极低。在国民党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一切不是按照政策法令，而是看蒋介石的手令办事。这种个人专权，机构无权的状况导致领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而那些下属官僚只有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两极现象，因此“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介石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中，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干和创见”。

　　《毁灭的种子》第一章开篇提到了二战期间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的一个说法：“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这个观点虽然没错，但是听起来总有些滑稽。蒋介石背着独裁者的名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直接原因当然会直指他本人。但实际上，这位独裁者却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独裁局面，或者说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独裁者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他对内要不断应付地方势力，与各地军阀称兄道弟，笼络人心；对外还要对美国俯首称臣。以独裁者的名义背负了国民党失去中国的罪责，但却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能握有无上权力掌控历史全局的独裁者，历史给他开了个苦涩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