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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史记
[第81期](水上居民)不见“连体船”,只见疍家添新愁
时间: 2008-02-25

今天滨江路的原水上居民住房。

  记者手记

  消失的水上居民


  60年代初,总理周恩来视察广州,了解水上居民生活情况后,提出要解决他们上岸定居的问题。

  滨江街文化站长谢棣英说,当时滨江街人口3万,其中2万是水上居民。后来市政府拨出3500万元沿江修建58幢楼房,使2600多户水上居民全部迁到陆上新居,结束漂泊生活。

  后来因为拆迁,不少原水上居民,都搬到芳村居住。荔湾区委宣传部彭淑芳说,珠江隧道芳村出口的陆居路西小区、花地街道的新龙沙社区航运局或水运局宿舍,住了比较多以前的水上人家。

  谢棣英说,以前水上人习惯有什么随手往水里扔,刚搬到陆上住时,习性未改,滨江街有一段时间“高空掷物”的现象特别严重,后来街道组织“家庭文化俱乐部”,对水上居民进行教育,慢慢乱扔垃圾的现象得到控制。

  站在这些陈旧的黄楼下,银色的珠江江面平坦如川,水上盛况不再,对脱离艰难生活的水上人来说,应该是好事。只是有点可惜,水上人的文化亦随生活的改变而迅速消失。 

  谢棣英说,以前还有老人会做正宗的艇仔粥,请街坊到家里吃,现在水上居民老的老,分布更分散,已经很难再尝到纯正艇仔粥的鲜味。

  在芦苞的水上居民,尽管生活相对以前有所改善,但对未来,很多人仍充满忧虑,因为现在他们谋生,很大程度上,仍依靠自然环境,生活缺乏保障。他们对新实施4月到7月的内河休渔期感到困惑和担忧,这意味着三个月内,他们只能靠微弱的补贴度日。

  老人林带有说,芦苞的水上人,仍有十几户至今在陆上没有住房。随着“连家船”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仅存的水上人亦进一步被边缘化,如此小数和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疾苦,要传达到公众面前,引起社会同情,相对以前,更加困难。

  你或许难以想象,在离广州这个号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还有一小撮人,过着与电视、互联网等日常娱乐不相干的原始生活,难道因为他们是小众,社会就应该把他们遗忘吗?  □李小翠

北江船(当年芦苞的艇大致就是这样)。

  名词解释

  水上居民


  水上居民,史称“疍民”。他们长期浮居水上,以艇为家。解放前,受尽压迫,不准与陆上人通婚,不准上岸居住,多数水上居民生活贫寒,连鞋也没有。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水位是一东西方向的溺谷湾,这个海湾东宽西窄,广州城下称“小海”,黄埔一带称“大海”,保持一定深度,令广州天然成为河港海湾;且西有西江、东有东江、南有海面、北有北江,四面环水的地理环境,是众多水上居民选择在广州江面聚居的原因。

  历史再现

  旧时“疍家佬”低人一等


  时光倒流到解放前,长堤、黄沙一带珠江水面,密密麻麻,停泊的都是水上居民的“连家船”,只在江中心,留出仅容来往船通过的一条河道。民国时广州市公安局人口调查统计,全市“疍民”约112000人,占当时人口的10%。

  没错,那时水上居民被称作“疍民”,老一辈人提起,还会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哦,疍家佬”。“疍家佬”在当时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脚踩木屐,没文化,没教养。“连家船”仅长五六米,宽约1.2米,也是他们世代容身之所,船上必有几块船板被擦得锃亮,因为水上人的劳作和起居饮食,都不得不在这方寸大的空间内完成。

  他们长期被视作“贱民”,社会地位低人一等,被禁止上岸,也禁止与陆上居民通婚,更谈不上受教育。偶尔上岸,是不得不购买饮用水和日常用品,也有为航运局、船公司做诸如搬运工一类的苦力工作。 

  旧时水上居民生活异常困苦,他们主要以捕鱼、捞蚬为业;也有在河涌和两岸之间,撑“横水渡”渡人,或挂靠内河运输公司,从事将木材沙石等从小船运上大船的运输工作;还有就是夜间在长堤、白鹅潭、荔枝湾一带,向游船上谈生意、谈恋爱、寻消遣的客人,兜售烧生蚝、鱼生粥、艇仔粥、炒蚬炒螺、花生糖、香烟等小食;还有一条谋生路是操持皮肉生意,但确是疍家妇女受生活所迫,不得已之事,被称为“鱼蛋妹”,实是不厚道的市井称呼。

  滨江街文化站长谢棣英说,以前水上人家多聚在河南,因河南地烂荒芜,上岸容易,不似河北大户人家多,水上人上岸易受歧视,滨江路多住做苦力的水上人,芳村隧道口和泮塘一带,则较多“花艇”。

今天的水上人家。

  历史变迁
  
  追溯 他们从何而来?


  我们早习惯人类世代居于陆上,从事狩猎、放牧、农耕生活的进化模式,水上居民另辟蹊径,过小舟上漂泊生活的族群选择,因而具探究价值:他们从何处来?为什么选择水上生活?

  然而水上人鲜有内部流传的书面记录,关于自身源流,他们也说不清楚,仿佛那是自然而然的事,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

  无法获知真相,或许因为藏了隐痛,或许保存秘密是为了保存自身。尽管学术界对水上先民来源,争论颇多,却是至今未形成共识。

  历史学家罗香林(已故)认为,水上人为生活在水边的越族遗裔;民族学家徐松石(已故)则根据“蜑”字溯源:古文献里的“蜑民”,蜑为僚壮水上人通称,因“蜑”又为“蛇”异体,他推断蜑族应为龙蛇族(伏羲女娲的一支)后裔。

  这些论断,都没有从水上人选择浮居生活缘由角度切入。滨江街文化站长谢棣英提及水上人可能是历史上犯事被朝廷追捕者或战争落败者,无地为生,躲到珠江流域,有点落草为寇的意味。这也与人类学家黄新美的论点一致:水上人多是到江海避战争难之人,珠江口水上人最早应为百越族系南越族群一支,因不肯为秦虏,最早于秦朝已有逃亡入江海的可能。后来每经历朝代变更,就相应有中原人南逃,躲入江海隐姓埋名,过起水上生活。
  
  释疑 他们为何受歧视


  事隔多年,年青一代很多已不知“疍家”为何物。然而,尽管滨江路临江原住民大部分已因拆迁搬走,留在当地的原水上人,年纪轻的70来岁,老的八九十岁,谢棣英说,他们及他们的后人,仍然十分忌讳“疍家”二字,若当面提起,他们甚至会生气,认为受到了辱骂。 

  事实上“疍家”原意,为以艇为家的群体,“疍”是用汉字作出的音译,古南越语称“艇”作“疍”,此词本无特别意味,后来发展,却变成带有侮辱色彩的称谓。 

  水上人出身的陈英才说,水上人没有土地,四海为家,到哪里都是外来人口,小孩跟着父母漂泊,极少有上学机会。既是外人,又没文化,作为弱势群体,难免受陆上人歧视。

  广东民间抢救文化遗产工程办公室梁文伟认为,水上人处于社会地位最边缘最底层,以前被人们看不起,造成今天他们不愿提及自身历史,很大程度,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偏见。

  无可否认,官府忌惮水上人,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所,随河流漂泊,流动性大,行动与内部信息传递都特别迅速,人也强壮,相应也特别难管理。

  而估计为生活所迫的水上人,亦不时上岸做些劫富济贫之事,因其来去无踪,官府自然亦无可奈何。因而在阶级划分和历史记载中贬低水上人,造成其贫上加贫的局面,受尽社会冷落。
  
  考究 他们是否少数民族

  20世纪自20年代起,已不断有学者研究水上居民的来源、风俗、生活习性、劳动生产情况等问题。水上居民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长期水上生活,沿河道分布,已有相当数量的地区聚居成族群,究竟水上人是否少数民族一支?

  50年代初期,中央民族委员会为弄清水上人的种族问题,专门派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杨成志组织对珠江水上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最后认为,水上居民在历史上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民族,但目前已是汉族组成部分之一。

  梁文伟说,当时学者考察水上人的民族归属问题,水上居民纷纷表示不愿被划分为少数民族,因为长期处在社会边缘,他们强烈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已经上岸建房,与当地汉族同化的人固然不愿回复原来身份;仍住船上,穷怕了的水上人亦同样不愿继续保持带歧视意味的“疍民”称号,过低人一等的生活。

  后来水上人陆续迁移到陆上居住,由政府分配住房。尤其是流经广州城内段珠江,60年代中后期,曾布满江面的“连家船”已基本消失。

  寻访之旅
  
  不得不面对的教育问题


  听广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梁文伟老师说,在三水芦苞,还能找到比较原生态的水上人家。我便于三月某天,来到芦苞镇。

  走上北江大堤,远远地,果然见到几十条木壳船,停泊岸边。芦苞镇政府在岸上为水上人建了房,如今芦苞的水上人,老人与小孩住岸上,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时间则仍生活在水上,在外打鱼。

  芦苞社区居委会陈英才说,以前,水上人靠天吃饭,有鱼的地方就有谋生,落脚之处常常变动,小孩读书问题得不到解决,到一个地方才安定,小孩上学不到一年,因为随部落迁移,也就不得不中止学业,到另一个地方,重新适应。学断断续续上,因而水上人的学生,往往年纪偏大。而一家人住船上,孩子管得严,有道是“水上人打仔——无处可逃”,那时水上人管教出来的孩子,品性都比较淳朴。 

  现在水上人下一代定居陆上,父母仍然要在水上谋生,家庭内部沟通极少,在后辈教育上,又引发另一个问题。陈英才说,这一代水上人的孩子,要不极好,要不极差。好是因为奋发,希望改变历史遗留的贫困;差则因为没有父母调教,跟着其他人学坏,长大自立后完全不理父母的案例也有。
  
  生活资源仍成问题 

  我们在江边遇到老人林带有,说起水上人以前生活苦。“那时穿的衣服都看不到‘布肉’(即补丁太多,把原来的布料都覆盖了)”,老人说,“也没有鞋穿,常被人欺负,一天只吃两顿饭,到偏僻的河涌还会遇上抢劫。”

  “相对于从前,现在芦苞水上人生活是好多了。”当地文化站站长胡应基介绍,水上人生活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捕鱼工具改变,以前靠人力摇小艇,时速只能达到6公里,现在很多渔船,都安装了马达,实现动力自动化了;二是不少水上人都改变谋生手段,或到岸上耕作,或承包鱼塘,或转行做起水上运输,一条运沙或水泥的机动船,购价上百万,可见不少水上人已闯出一片生天;三是家庭环境改善,陆上有房的水上人家里纷纷用上电视、煤气炉等家电厨具,基本拥有手机,即使遇上台风天气,水上人亦可向家里报平安;四是社会地位提高,饮食习惯、风俗习惯等,亦随生活方式改变而不同。 

  但生态变化亦越来越大。像以前北江有名的三黎鱼、鱼达沙等河鲜已经再也捞不到,现在江里多是鲈鱼、弊鱼、鲮鱼、鲥鱼等生命力较顽强的鱼种。水坝有防洪蓄水发电之功,但水位下降,水流不急,令每年到上游产卵繁殖的鱼大大减少。从河床挖沙也改变鱼场位置。

  鱼的售价升高,但水上人打鱼的难度也远比以前大。老人说,以前一日有时能打几十斤鱼,现在每日出艇,整天“不发市”(没收获)也有,一天打三斤两斤也有,收获能有十斤八斤,已经是个好日。

解放前,水上人家的照片。

  民俗
  
  咸水歌


  咸水歌是水上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张口哼唱的曲子,内容多是对生活艰难或身世命运的叹息控诉,或是唱咏男女之情。歌词多朴实无华。滨江街文化站长谢棣英说,因为字词太白,有些甚至夹杂一些粗言秽语,像张口骂人。

  然而咸水歌与自发于民间的粤讴南音一样,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水上风味,多为七言四句体,唱时可任意添加虚字,曾经珠江流域,每天都飘荡着水上人悠远的吟哦,湿漉漉的调子,甚是动听。

  如今,中山坦洲大沙田水乡,是全省较重视保存水上人家唱高堂歌、咸水歌习俗的地方。在广州,上世纪90年代,滨江亦已着手搜集整理咸水歌曲目。 

  咸水歌在广州市区日渐式微。以前滨江街着手创作咸水歌,因为缺少经费,只能招募志愿者参与。谢棣英说,目前他们已把咸水歌推广到中小学生兴趣课堂上,抢救咸水歌一事能坚持到今天,少不了历任街领导的支持。
  
  哭嫁

  水上居民有个与众不同的习俗,新娘出嫁前十天,夜里母亲、姐妹、伴娘等就陪新娘“哭嫁”,虽说是以叹代哭(“叹”即唱咸水歌),但曲调亦甚凄婉。

  陆上人是很难理解“哭嫁”了,明明出嫁是人生一件大事、喜事,为什么要哭哭啼啼呢?对此,芦苞陈英才解释说,因为以前水上人只能嫁给水上人,女儿一旦嫁出去,就是跟丈夫一家漂泊,穿州过省,不知到哪里谋生,这一嫁就是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故在有母亲姊妹陪伴的最后几天,互诉惜别之情,祝福之语。

  当然,这“哭嫁”的习俗,亦随水上人上岸定居,通讯手段的发达,交通联络的便利,而慢慢消失。
  
  艇仔粥

  具有水上特色的小食可不少,像大船糕、盘粉、濑锅边、雷公茶等,但生命力最长,延续到今天的,就非艇仔粥莫属。提起艇仔粥,会令很多土生广州人想起旧时西关荔枝湾的盛况。 

  滨江街文化站长谢棣英说,正宗艇仔粥,是水上人用新鲜打捞回来的鱼虾蟹蚬螺等,杂七杂八,都煲进一锅粥里熬,出来的粥水鲜甜无比。现在的艇仔粥是延续了之前的名气、形式与作法,但材料和味道,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专家论道

  梁文伟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广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
  
  水上居民与渔民的区别

  水上居民与渔民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形式的不同。与渔民群体协作出海捕鱼不同,水上居民多以小艇为单位,一家一户单干,用缯(渔网做成的吊篮状网兜)等渔具“拗鱼”,往往煮好饭才下缯找菜,或一边煮饭,一边“拗鱼”。因而水上人捞捕鱼虾蚬等,多是为保三餐,在江、河、湖上小打小闹,比渔民还要贫穷。
  
  应该重新书写的历史 

  旧时,站在统治阶级角度,编写的历史资料里,对水上居民,以诋毁居多。水上人被诬为“疍家贼”,在花艇谋生的疍家妇女被形容为自甘堕落,冠以“水鸡”、“咸水妹”等不雅称号。其实从民间文化角度看,水上人被迫做贼为娼,多是被生活逼迫,用有色文字记载他们的历史,把谴责推到他们头上,令他们长期在人们目光中抬不起头,实在有失公正。因为耻辱不是他们的罪过,民间历史应该站在客观立场上书写。

  我自小在香港铜锣湾一带长大,与当地水上人家常有接触,水上人多数心地善良,豪爽慷慨,与史料所载十恶不赦的“盗贼”形象,相去甚远。 

  水上居民活跃于江河湖海,历次革命,都做过相当贡献,如秘密会议,多在疍家小艇中召开;不少革命人物,在被追捕时受下层人士掩护,都坐过疍家的小艇逃生;抗日战争时表现突出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明显就是由水上人组成的战斗队伍。 

  因早期水上人文化层次较低,故易被历史遗忘。水上人的历史,应该重新书写,就他们为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在历史上,确立他们应有的地位。

《南海潮》剧照。

  链接
  
  电影《南海潮》


  《南海潮》是1962年在中国大陆发行的黑白电影,导演王为一、蔡楚生,原是包括上下两集的大型故事片(上集一名《渔乡儿女斗争史》,下集一名《天涯海角恩仇记》),由于多种原因只完成上集。

  这是反映华南渔乡人民斗争的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南方沿海某地农民之女阿彩与渔民之子金喜为追求爱情,与渔霸、日寇等斗争,被卷入社会变革洪流的曲折故事。 

  该片公映后受到观众欢迎,是未能公布结果的1964年第3届百花奖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一部影片。 

  撰文/摄影(翻拍):本报记者 李小翠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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