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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弢:为国家捐书的收藏家
发布时间:2011-08-16 09:22:55
 
 
周叔弢(1891~1984),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原名暹,字叔弢,以字行。安徽东至人,出身于封建官宦家庭。是中国北方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1936年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愤然离职。解放战争时期,赞同中共和平建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1 954年率先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往事
周叔弢是20世纪重量级的善本收藏家,一生与书为伍:访书、藏书、读书、校书、借书、刻书,而最终目的,却是捐献与图书馆,为国家收藏。早在1942年,他就在自订善本书目中留言于子孙:“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周叔弢为收藏海内罕见的善本珍本,呕心沥血,尽力而为。他很善于应用各种藏家书目,掌握图书馆藏书,且运用图书版本目录学知识辨别图书价值。因长期醉心于善本校勘,几十年与图书馆界往来频繁,他也使自己成为很有水平的学者。
 
选购图书,常备各类书目
 
周叔弢家学渊源,从小就有深厚的国学造诣。   
1907年,16岁的周叔弢在扬州时,当读到张之洞《书目答问》,就对目录学大感兴趣,将它视为指引门径,就此按图索骥,选购未读未藏的图书。1911年,他又读了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更引起了对于古籍善本的欲求,开始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把求书心力放在宋元版本处。   
周叔驶在国内采购善本,很多就利用有关藏书目录。著名的就有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藏书。1927年后,杨以增子孙陆续将海源阁藏书在天津、北平出售。周叔驶仔细地读了海源阁《楹书隅录》《续录》,其中著录有宋元秘本268种,其中有191种他过过眼,只有77种未见到。他非常关心这些本本的走向,生怕它流出国内,竭尽全力,不惜家庭生计,不惜负债而寻之。从1927年在文在堂得宋本《南华真经》始,到1948年,他先后搜得海源阁珍本58种。 
现有周叔弢所藏的山东省图书馆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封面就写有他所持有的秘本,他还在书目里的各条书名上均分别作有单圈、双圈等记号,书名下且写有旁注,如《宋经进本书集版六卷八册一函》,注“江西本,字体似建本,半叶十行十大字”。由此可知他对书目的用心审读。 
对于海源阁秘本,他是极为关注,也是很熟悉的。1934年,他见到宋元旧刻的张有《复古篇》,大为惊喜,盖此书“传世极鲜,诸家书目所著录者多为钞本”,经查核方知此乃海源阁流出,当即收购。 
周叔弢对于其他诸家藏书目录,如李盛铎《木犀轩藏宋元本书目》和傅增湘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也仔细查阅,按图索骥。他说木犀轩“李氏所藏宋本,或不止此,若以值论不及双鉴楼也;举秘之本,不过十余种,余皆易主更减色矣”。清毛康《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周叔弢常备用的一种书目,他说:“汲占阁藏书极富,今世所传宋之旧椠,每有毛氏藏印,倘能汇而编之,为汲古阁传世书目,亦盛事也”。   
周叔弢也阅读、收藏英国文学书籍,如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原版本的译本。他选购此类书籍,也是从一部相似于《书目答问》的目录作挑选的。
 
收藏善本,自订“五好”标准
 
周叔弢自己的藏书室都典藏善本珍籍,其起名也自然都与之有关。如“自庄严堪”,起自明版《楞严经》,亦自《楞严经》“佛庄严,我自庄严”而来。“寒在堂”,得白清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南宋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后又因此书以廉价获得,有如拾得,故又取为“拾寒堂”。还有“陶陶室”,乃是因典藏有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这两部书由海源阁流出,他先购得《陶渊明集》,后又以4000元的天价(折合当时的面粉价格4000余袋)购得《陶靖节先生诗》。 
周叔弢为收藏善本,特别是海源阁散出之书,呕尽心力,在这些本本中,不少是名人校跋的宋元刻本,如清钱谦益跋、宋淳熙刻本《新定三礼图集注》,而更多的是古籍界奉为圭臬的顾(广圻)校、黄(丕烈)跋的宋元刻本,竞有68种。他在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的扉页作了记号:“建德周氏所藏黄荛圃题识书目,未补人此本者,以点识之。” 周叔弢一生收藏多是宋元刻本。据1985年冀淑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就录有曾收藏经史子集726种,其中宋版书64种(含抄本1种)、金版书2种,元版书45种(含抄本1种)。为之顾廷龙在《自庄严堪勘书图跋》中称“五世丈周叔弢先生藏书之富,夙与李氏木犀轩、傅氏双鉴楼鼎峙海内”。傅增湘在((题周叔弢勘书图》中也对周叔弢大为盛赞。  
山东海源阁
 
周叔弢收藏善本,也颇讲究书质、品相及其文化价值,为之还自订标准:一是刻版好,犹如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是纸张好,好似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是题跋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是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是装潢好,就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此“五好”标准,最低亦须具备一二。至于俗书滥印等,则宁从割合,不予收藏。而伪作更可废弃,周叔弢曾经购得李盛铎所藏敦煌遗书几种,觉得可疑,请赵万里再作审定,确认为赝品,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留在世上骗人”,便把它烧毁了。   
当然周叔弢购书也有遗憾事,那就是见有好书,一时无钱。1931年,杨氏后人杨敬夫出售宋监本《毛诗》,价8万元,1938年,杨又出售金刻本《通鉴节要》,周均以财力极绌,已入不敷出,而徒嗔奈何。见于日伪时期,周叔驶生计不足,生活困难,在1942年,还卖出明版书100种,为之在出售前夕,自编《自庄严堪明版书目》,以志纪念。
 
每校定一书,还写有识语
  
周叔弢藏书,也写有大量题跋。这些题跋大多是写此书的收藏由来、版本价值,但也多有谈及校勘的。他的题跋写得相当认真,凡所校之书,多是先工笔写在夹条里,再将夹条校语过录在校本中,每校定一本,有时还写有一段识语,经验之谈。   
几十年里,周叔弢常从友朋处借阅善本作校勘。1926年,他校勘商务印书馆四部丛书刊本《元氏长庆集》,借用了明弘治杨氏钞本《元氏长庆集》:“与此本对勘一过,多所是正,并补卷十第五、六两页,集外诗十篇。其用朱笔者于当字下注一朱字以别之。自卷二十七购以后,校正渐稀,益多误字,过而存之,亦校书之成法也。钱杨两跋并录于书之前后,以法源流云。”如此校勘,足见好处,这才是校勘之道也。 
周叔弢校勘极为认真。1929年,在友人处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孟东野集》,校勘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弘治本《孟东野集》,整整耗尽了4天。他很有体会地在识记中说:“宋本版刻精雅,字体不…,缺笔至‘慎’字止,脱误甚多,然因其形声以求之,可十得八九,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同年,又为唐初《杜审言诗》的两个版本分校,一是以海源阁藏宋本校勘清康熙内府刻本,“宋本每半页十行,每行18字,为顾大有旧藏,余所得渚杨氏杜诗刻各家书目,皆不载。书为海内副本也”。一是与友人从北平携来明活字本,“取校一过,佳处每与宋书棚本合,盖源出宋刻,故为书林所称。视惟以五七言分体紊乱,旧序乃明人刻书之恶习,不足怪矣。活字本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亦与宋本不同”。 
周叔弢很喜欢校勘,还常向图书馆借阅善本。1933年,在获有宋许涧《虎钤经》后,他还特地设法由北平图书馆借来明刻本,“对勘一过,补正甚多。此本刻印亦颇清朗,乃令人有刻如不刻之叹”。 
正因为周叔弢作校勘很有成绩,颇为行家称赞,傅增湘曾说:“若吾叔弢者,既如任肪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耶?”
 
国家收藏,比个人收藏更好
   
周叔弢早年就有藏书于己、捐书于国的理念,不把所藏书籍视为私家之物。    1949年,北平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整理时,发现宋版书《经典释文》仅缺第七卷,而此卷持有者奇货可居,不愿与国家。周叔弢得知,就通过此人之友人,以二:两黄金收购,然后捐献,使它合璧为整部。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目睹国家图书馆事业欣欣向荣,遂萌发了将所藏之书捐献的念头。他也为此有过思想斗争,曾说“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又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下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全数捐出,一本不留。”就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捐献图书之路。   
周叔弢写给北京图书馆的信函
1952年,周叔弢献书准备就绪,他对天津市长黄敬表示:“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受流失、损坏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  
周叔弢先后有4次大规模地向图书馆捐献图书。 
1952年,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宋、元、明刻本、精校本726种、2672册。这批为北京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的善本,其中就有包括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等的海源阁旧藏55种,还包括已流入日本、被高价售回的宋版《东观余论》《黄山谷诗注》等。    1954年,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中外文图书、杂志3521册。1955年,向天津图书馆捐献古籍3100种、22000册,这些古籍有明清的各类活字印本900余种,它使天津图书馆成为中国收藏活字印本的特色馆。天津图书馆后来还以此为基本,编了《天津图书馆藏活字本目录》。1982年,向天津图书馆捐献仅存的857种、1827册自己常用的图书,包括印谱130多部。   
他为图书馆收藏作中介。1952年,当得知已捐与北京图书馆的宋版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仅缺的第二十六卷藏于上海图书馆时,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趁在北京开会,与会上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建议合并,陈毅当即同意,由上海图书馆调给北京图书馆。   
周叔弢曾说过,“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他非常珍爱善本,但却首先考虑国家。1963年,他在天津劝业场获得南宋临安刻本的岳珂《棠湖诗稿》,大为欢喜。他说:自1954年“捐书之后,本不买善本书,因此书是数十年前所渴望之书。一朝到手,不忍轻舍。”后因天津图书馆几次前来恳请相让,此书在周叔弢书案放了一个月,方才让出。“我极愿自收,但不欲与图书馆抢书。”周叔弢说。
文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