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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清流”之害
发布时间:2014-06-06 14:55:52
关于明朝覆亡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了很多。相比其他王朝,明朝还有一隐形之害,不为人所重视,这正是具有明朝特色的“清流”之害。
  “清流”在明朝中前期还是个褒义词。顾炎武《日知录》里对其有正面形象的描述:正义凛然、是非分明、决不骑墙。在明朝历史上,以“清流”之名光照千古的,前有“两袖清风”的于谦,后有“君子为政”的东林党人。

  但在明朝后期,即便在朝廷内部,“清流”也逐渐沦为贬义。有人把明朝中兴之臣张居正归于清流一类,实则不然。张居正之所以能取得政治改革成就,恰恰是不做“清流”的结果。他公开声称,喜欢干臣,不喜欢海瑞那样的“清流”、道德榜样,在他眼中,“清流”已经成为只会“嚼舌头”的无用之人。

  明朝后期朝政的主要流弊是派系林立,内耗连连。宦官是“清流”的敌人,干臣与“清流”也不在一个阵营。“清流”政治幼稚、军事外行,唯擅空谈。明朝后期,像于谦那样懂军事的“清流”已经绝迹,而大多是面对外敌束手无策的文弱书生。这种情况颇似建文帝时期,建文帝虽是正统皇帝,但手下多有“清流”书生,面对反贼朱棣虎狼之师,无法上阵杀敌,只能坐以待毙。

  查考明朝时高举道义旗帜的中坚力量,多为“清流”。 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但是,如果不能做具体事,又不能在国家危亡之际报以言论之外的御敌行动,那么这种“中坚力量”又“坚”在哪里? 明初的“清流”大臣动辄扛棺尸谏,以之造势者少,以之为荣者多。殆至晚近,空谈之风益胜,则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清流”由褒而贬,不是简单的失势问题,而是他们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前期的“清流”,是以身作则、杀身成仁的信仰集团,而后期,“清流”成为“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团。

  清兵入关,高谈阔论的“清流”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假死者多而救国者少。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清兵刀下少有骨气,大部分都是“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

  钱谦益,是当时“清流”的头面人物。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钱谦益的青楼知己柳如是支持钱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柳劝钱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反而在清兵入南京时率先迎降,做了清廷的礼部侍郎。

  外敌袭来,“清流”的精神气节竟不如“青楼”。如此对比,令后人唏嘘不已。彼时的“清流”,早已背弃当初的气节精神,成为了某些读书人走向朝堂的跳板。
  为什么曾经正义凛然的“清流”志士,后期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集团?

  还是要从那个极度病态的封建制度里寻找答案。众所周知,封建制度下的腐败,是不治之症。当人心被不治之症折磨日久,终有麻木不仁、心灰意冷的那一天。同时,另类“觉悟”也便顺势而生——卫道何益?唯利益永恒。何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着“清流”旗号走向朝堂。而大明“清流”之所以比历代王朝气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以暴君与病夫居多。病态体制、病态皇帝,如此汹汹之势下,“伴君如伴虎”的大臣,有“识时务”者便走上了“伪君子”的“清流”捷径。(程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