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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纪念馆
发布时间:2007-12-13 16:08:06

复活历史

撩起广州起义的婚纱

    192826日,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周文雍与其革命搭档陈铁军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为已经失败的广州起义抹上了一层玫瑰色的红晕,其大无畏精神,直追伏尼契笔下的革命者“牛虻”。

    一段时间以来,“起义”一词渐渐从知识界的话语中逃遁,但作为红色叙事的关键词,它与现代文学和哲学中的“颠覆”、“解构”一样不可或缺。在富有思想兼容和文化张力的广州,“起义”又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陆皓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牺牲的第一人”,广州兴中会也被后人当成暴力革命而非改良的里程碑。黄花岗起义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孙中山感叹自己的精英战友,多半殁于此役之时,又庆幸革命思想因此广播海内外。

    16年后的1927年,孙中山去世两年后,原本脆弱的革命阵营发生裂变,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公开决裂,原来的激进主义宣传家郭沫若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逃亡日本。在国内,则有“三大起义”作为中共走到历史前台的标志。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这三次起义领导人的身份,会发现其中蕴涵着象征意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挺等人,属于职业政治家和军事家(有这种倾向);秋收起义中的毛泽东,带有强烈的农民运动的策略和智慧色彩;最后爆发的广州起义,则由共产国际(苏联)在远方摇控,在广州舞台上则由张大雷、恽代英等准知识分子——革命派负责。让我们回到75年前的广州:1211日,清晨,在东山苏联领事馆的窗户下,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德国人纽曼,和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的张太雷,抛开叶挺、聂荣臻等军事专家的观点,号召发动全面暴动,结果在李福林等地方军事实力的打击下宣告失败。后来聂帅的总结是“……广州暴动之所以失败,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主要是没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广州起义的模式和结果,与后来中央苏区的发展过程如出一辙: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军事斗争的国外势力和国内的革命理论家(而非实践家)草率结合,排斥具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领导人,导致政治努力的惨败。纽曼与李德、张太雷与王明和博古,都很象。所不同的是,这年1212日中午,年仅29岁的张死在了敌人伏击的3颗子弹下;而毛泽东的再起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却改变了长征近似宿命的结局。

    广州起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影响,在当年可是震动国际——因为参与策划推动的,有许多苏联人。起义失败后,国民政府当局将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伊凡诺夫、玛卡罗夫等人处死,并宣布与苏联断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正式被迫“封杀”。有人这样诗意地总结:在广州,这座有孙中山和鲍罗廷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这样的论述无疑让人失望,但我可以确证,广州的开放胸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需要只从某个历史实践中发掘资源。    □刘根勤

 

地理直击

历史变成了安静的邻居

    起义路与中山五路交界的地方,现在是广州市内交通最繁忙的路段之一,车马川流熙熙攘攘。追溯历史,这个拐角竟是1927年广州起义枪炮最猛烈的激斗中心,因为当时的革命军主攻地点伪国民政府公安局便是设在这里。解放后广州市公安局也在这里设了总部,1987年广州起义60周年的时候,市公安局把其中两栋主楼归还给文物保护单位,建起了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纪念馆的正门,处于公安局南北入口的中间,风物依旧,正气凛然。

 

   两名年轻的警察上班途中经过起义纪念馆。现在的市公安局毗邻原国民政府公安局,权力的更替背后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正对大门的中楼,是起义之后苏维埃政府办公的所在地,现在是纪念馆的陈列区和临展区。南楼当时是储藏军火的地方,如今是纪念馆的办公室和保管文物的仓库。至于北楼,则在纪念馆的范围之外,当时是工农红军的总指挥部,现在仍是市公安局的办公楼之一。纪念馆选址的原由,除了这里是临时政权的所在地,还因为这里是当时革命军最后攻克的地点,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在这里坚守了半个多小时,战斗最为惨烈。我们极力想在建筑的外墙找到激烈战斗的痕迹,可惜经过75的多番修缮,枪炮的遗痕早已被埋在厚实的批荡中,大院里榕树茂盛粗壮,阴凉静谧。

 

血变成了墙上的标语

    踏入中楼的底层,立刻便看到了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的办公室,现在的摆设是经过复原的旧貌,器具并没有特别之处,但墙上张贴的革命标语醒目张扬,让人立刻感受到那种胜利的畅快,不得不佩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那种细致和严谨了。据说这些仿制的标语并非后人的杜撰,而是依托当时的原件仔细临摹。我们追究原件的来历,才知道原来是一位名叫“粱仁声”的先生在1964年的时候捐献给国家的,这里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广州公社领导人张太雷办公桌上的电话

 

    广州起义次日中午,广州各界群众在丰宁路“西瓜团”操场集会拥护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当时会场上就贴满了革命标语。第三天由于敌军的反扑,革命军受重创被迫撤离,此时有位叫杨馨坤的革命党人撕下遗留在会场的标语塞在口袋冲出敌人的包围,这些标语后来被带到英德藏在一个骨灰罐里埋在地下,直到梁仁声清理先人遗物的时候才被发现。因为广州临时政府只有存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腥风血雨之后能够保存下来的,除了稳固的建筑之外,这些标语便是极有历史价值的见证了。

 

革命变成了生命细节

    我们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内认识了替我们讲解的蓸霞,一个阳光气的女孩子。对于广州起义这段历史,她说即使是—些细节也很令人感动。她提及一个女兵班长的故事,概略是大部队撤退的时候来不及通知驻守在天字码头的教导团女兵班,结果班长游曦便带领女战士跟敌人搏斗,直到最后在那里全部牺牲,那时游曦才16岁。有—次纪念馆举办“九一八事变”展览,四个中学生来来回回听了两次曹霞详细的讲解,让她感到历史原来还是有它忠实的听众,这便是历史工作者的精神支柱。

 

2002年的青春面对1927年的青春

 

墙外热闹,墙里寂寞

    广州起义纪念馆建成之后,每个月都有几百人专门来这里游历革命遗迹。广东省近代历史博物馆把这里办成对外宣传的展馆,每年都会举办一些专题展览,以吸引人们的视线。之前举办的“—代伟人毛泽东”展、“张学良”展等等,都有不错的社会效益,今年三四月份举办的反法轮功展览更是接待了二十多万观众。以“展”养馆,并以此引导观众关注历史遗迹,成了近年“革博”宣传革命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大部分广州人对历史的觉悟,依然淡薄。革命博物馆宜教部陈宇云主任提及群众热情的时候不无感慨:“现在中小学的春秋两游,很少人会把眼光放在历史遗迹之上,去的大多是娱乐场。其实如果能把思想教育和体验生活结合起来,这些活动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宣教部的工作人员特地编制了两套近代史的试题,希望能增加参观者特别是学生的参与性和拓展他们的知识面,可谓是用心良苦。每年来自香港的旅游团都有不少人主动要求参观历史革命博物馆和广州起义纪念馆,并称为“近代史补白”,反而是内地的人们却不重视身边的宝贵财产。“这些遗迹与附近的商厦一墙之隔,墙外是喧闹的人流,墙内则经常是门庭冷落。”唤醒人们的关注,就像80年前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那样需要长期的过程。      本报记者 杨湛

 

 

   老树旁边长出了小树,一种把理想放在生命之上的心灵,今天还能找到精神传人吗?

 

亲历者说

当年的“小鬼”:死了好多人

    采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广州起义纪念馆每年都会邀请参加过起义的老人及家属进行座谈,于是请求翻阅联系人的名单,希望能找到历史的见证人。不凑巧的是,不少人的电话已经改号,又或是没有人接听,城市变化的脚步居然是这样的敏捷快速。千辛万苦之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86岁的老人——邝六。

    邝六住在上九东八埔水脚街的一所民宅,只有六七平方左右,他从荔湾新光机械厂退休之后,每月拿到退休金四百多块。邝老育有五个儿女,还有两个男孙,现在和他同住的就是刚上初中的小孙子。目前邝老身体还算是健朗,但由于年事已高,听力已经开始衰退,我们向邝老解释了很久,他才明白来意,一字一句地讲解他亲历革命的情形。

    “我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排第六,因为大哥是广三铁路的工人,后来成了革命组织的领导,所以我便成了他的通汛员,他们叫我小鬼。当时我们在南海大沥一带活动,广州起义的时候组织了农民协会的200多人支援市区的主力,可是还没有过江便被反动军团击退了。我爸爸是个‘盲公’,起义前夕我每天都搀扶着老爹穿街过巷,密件是缝在裤脚带到别的地方,连老爹都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以一直没有被怀疑。当时我还很小,不知道危险,也还不懂什么是革命,后来革命失败后大哥便逃到了香港,我就靠在广州打短工做小贩维持生计了。现在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老了,只记得死了好多的人,南海那边死了104个。现在我每年都要回南海拜祭那些烈士的墓地。”至于密函,邝老说,密信是用药水写的,一般人看不出来,那时候他已经读过“卜卜斋”,能认字,只记得信里的内容是家信之类的文字,只有接头的人才能知道真实的内容。

 

   现在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人民公园(原名中央公园),当年烈士倒下的地方。

 

 

86高龄的老人连自己的儿子是4个还是5个都记不清楚,却紧记着革命当时南海伤亡的人数,一直重复着“南海那边死了104个……”  本报记者 杨湛

 

 

   一个连自己的儿孙都记不清楚的老人,反复向记者念叨着“死了104个人”。

 

专家视角

起义:一座城市精神的隐喻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

    首义精神,在广州历史上从不缺乏,明朝末年的抗清、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以及后来的抗日,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在闪光。至于反抗暴政的革命行为,也是史不绝书,兴中会的陆皓东、黄花岗72烈士,都是敢为人先的英雄。今天广州的市场经济能走在中国各地区的前头,绝非幸致,与广州人的接受能力和挑战能力密不可分。

    作为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标志,三大起义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早有定论,就是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先声,最后都告失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三大起义差别很大,根据负责举事的人员身份组成,就可以看出来。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以职业军事家为主,秋收起义中的毛泽东则属于现代型的农民领袖,这两者1928年4月在井冈山的会师”是中国工农革命的源头,最大特点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指导理念。广州起义则完全不同,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但拥有决策和指挥权的德国人纽曼和张太雷,基本不了解中国和广州的革命形势;而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却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叶挺曾对在中心城市举行暴动表示异议,遭到“留党察看处分”。

    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下,广州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早期中共积累起来的资源损失很大。再看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经验,基本相似,广州起义并没有给后来的革命家们带来必须的教训和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人(苏联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角色,这场起义的策动中心就是东山区的俄国领事馆,其中大多数参与起义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举事失败后都遭到枪杀,这些人被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共和斯大林的大本营)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中苏两国的断交,后来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与此也有关系。

    张太雷也是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典型,死于敌人伏击时才29岁,这个人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来的瞿秋白,有才华、有激情,也有很强的“基本教义”倾向。他的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必然命运。

 

    记者后记:

    当我就广州起义的解读问题采访我的前师兄,Z大历史系已出站的某博士后时,他告诉我,广州起义?还有什么说法,不是定了吗?系里老师也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段的。我想起我跟编辑吕约探讨过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一堆砖头而已,你读到的是自己的历史,这就需要一种历史感、现场感。张大雷,过去关注很少。为这篇文章,补读了一些史料,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很可爱,性情中人,死得太早了,不然,他会不会像瞿秋白那样,整出一部《多余的人》这是广州起义给我的新收获。  刘根勤

 

正反版本

革命者:生气蓬勃的、革命的广州

    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十一日早晨三时左右,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

    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

    当天下午,广州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便在原公安局所在地成立了……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的广州了。

    (摘选自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在旧的国家机器(原国民政府公安局)上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1927年)

 

“广州苏维埃人民军事委员会印”

 

反动派:“共产党乘机而为广州暴动”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广州以李济深赴上海参加第四次中央全体预备会而发生政变,遂致共产党乘机而为广州暴动……

及将举行广州暴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纵指示于上海,而广州东山俄国领事馆则为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黄平、穆清、彭湃、何来诸人密谋之所,第三国际亦遣苏联共产党重员多人指示其间……十二日,乃组织广州苏维埃政府及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于公安局……

    方十三日……张太雷方与其党开会议于公安局,骤闻薛岳部至,偕俄顾问某同乘汽车突出,为国军击毙、车毁,俄顾问与车夫骈死焉。凡共产党指挥,俄人死者二十有余,中国人死者十余,俘虏徒众千五百余。

    (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魅力人物

张太雷:才子革命家

 

 

历史就是一个人变成一座雕像的过程。

 

    据熟悉张太雷的老一代人回忆,这位牺牲时也不过29岁的革命家,当初是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在学校里成绩一直突出,长期当翻译,英语非常流利,还会俄语。他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也是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

    张太霍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广州起义紧密相连的。他由英文翻译出身,成为党史内最早的国际活动家,在武装暴动中又担任指挥。张太雷与那些被害于刑场,监狱的烈士们不同,他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其英勇精神长期受到人们称颂。

    论起近代的广州起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各组织过一场。1911年同盟会为反清奋起拼杀,1927在羊城掀起的惊天暴动,工农兵三方面的上万群众自觉地为本阶级利益去战斗,起义失败后收殓了5700具烈士遗体……在广州的黄花岗,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七十二烈士的遗骨和墓碑长存;而共产党先驱张太雷的归骨之所,迄今却无人知晓。

    ——摘选自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著作《张太雷,改造社会化巨雷》

 

疑案:为什么没有张太雷墓?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张太雷,改造社会化巨雷》中遗憾地提到:“在广州的黄花岗,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七十二烈士的遗骨和墓碑长存,而共产党先驱张太雷的归骨之所,迄今却无人知晓。”关于张太雷尸骨的归属问题,一直是桩疑案。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省近代历史革命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陈宇云。

    关于张太雷的墓,据不完全考评,因为张太雷在革命第三天便中伏击身亡,尸体放在临时政府的办公楼,军队撤退的时候激战连连,没有能及时埋葬,估计是与其他烈土的尸体一起被草草处理掉。现在张太雷的后人都是到烈士陵园拜祭祖先,确实没有独立的张太雷墓。

    张太雷于1898617日生于江苏省武县(今常州市)191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19年创 建进步社团“社会改造社”并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1925年他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712月他参加并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和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在起义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本报记者 杨湛

 

广州起义纪念馆交通指南

    地址:起义路200号之一

    电话:83341321

    门票:3(凭学生证1)

    交通:5629203244253273519527552

 

 

鸣谢:《广州地理·红色广州》系列的资料图片均由广东省近代历史革命博物馆提供。

本版摄影(除资料图片外)/本报记者 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