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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道路:疼痛在广州身体里的烙印
发布时间:2007-12-13 16:12:06
地理直击

深红:先烈路

寻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凡是一提起广州的红色道路,只要稍微有点熟悉广州的人都会马上想到的是先烈路。广州市旅游局最近刚推出先烈路史迹游的旅游线路,于是我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一些资料,去寻访位于先烈路上的一个个烈士墓园。

        规模最大的黄花岗烈士陵园是为纪念在辛亥武昌革命前夕的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立,高大的花岗岩外门上,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手书“浩气长存”四字。宽敞的墓道两旁松柏苍苍,烈士墓构筑在岗陵之上,纪功坊峙立墓后,坊上有金字形叠石,据说有七十二块,也许就是七十二烈上的象征吧。黄花岗里还有其他烈士的墓地,包括我们熟悉的飞行家冯如、同盟会名将邓仲元、革命空军之父杨逸仙等,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同行潘达微先生墓,当年就是他于清兵铁骑还在四处捕人的形势下,以记者的身份四处奔走,才令烈士遗骸得以安置。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黄花岗烈士陵园的西门其实是原来的陵园正门。

 

        从黄花岗往北不远,路中央一座花岗岩结构的凯旋门式建筑,就是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再往北,一处耀眼的黄色在路边一闪,这里就是朱执信先生墓。从墓道往里走,有几间黄白相间的亭子,而中间的墓碑也是这样灿烂的黄色。墓道里很安静,两个女学生坐在台阶下读书。这样色彩明快的墓室本来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但现在看起来很和谐。看门的大伯告诉我,这里曾经是朱执信先生安葬之处,但现在是衣冠冢,遗骸已经迁往执信中学内。

        按这位看门大伯的指引,我转向南寻访另一位烈士张民达的墓地,到了广州动物园门口,又问了一位在动物园工作的人,告诉我墓地就在动物园正门往南。但是走过去却找不到有什么墓地的痕迹。后来在一家花店门口停下时,抬头一看,却是“张民达先生墓道”几个字的牌坊,牌坊已经很旧,再加上门口被花店挡住,不容易被发现。走进墓道,郁郁葱葱的树荫笼罩着整个墓园,地上也有绿色的青苔,张民达的半身铜像还在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走出墓道,隔壁又是一个花店,这回我有经验地仔细寻找,终于找到墙上“华侨五烈土墓”的碑刻,原来这墓园与张民达墓相邻,华侨五烈士墓是纪念爱国华侨谢八尧、邓伯曜、郑行果、谭振雄、范运昆五烈士,墓园里同样只有寂静。

        继续往南过了区庄立交,路边的小丘上有一个淡黄色的门楼,上面是“兴中会坟场”几个字。从门楼往里面走去,是一条有些荒凉的小径,到了尽头却是一道铁门。我疑惑地问路边卖报纸的阿姨,她用嘴一努:往那边去。于是顺着先烈南路走过来,又是一家花店,抬头望去,是修饰一新的“邓荫南先生墓”横额。走上洁净崭新的花岗岩台阶,高大的“上将荫南纪念碑”上记录着邓荫南先生的革命历史,再往纪念碑右边,原来这里才到了兴中会坟场。十几位兴中会烈士的墓地依次而立,规模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墓地前有后人带来的花束在静静开放着。

        据《广州地名志》考证,先烈路原名“东沙路”,于192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而改名。只有看过先烈路上的墓地,方才知道先烈路的路名并不虚设。众多先烈年轻的身躯长眠于此,先烈路永远记得那段战争的岁月。

 

血红:从六二三路到东园横路

记录工人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在广州路名中最有特色的“六二三路”,是为了纪念1925年风起云涌的大革命运动。当年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迅速支援上海工人运动,而广东、香港的工人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香港几十万罢工工人离港返回广州,并于623日举办反帝示威游行。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与沙面相连的西桥口时,各帝国主义军队竟向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死亡52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沙基惨案”。事发后,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下令,把沙基改名为“六二三路”,后来还建立石碑,上面刻着“毋忘国耻”四个字。六二三路现在已经是宽阔的快速干道,而石碑几经迁移重建,如今立于人民桥东边沿江的广场上。

 

“六二三路”与风起云涌的省港大罢工血肉交融。

 

沙基惨案纪念碑虽然不太起眼,但还是能常常吸引路人探寻的目光。

 

        沙基惨案并没有动摇罢工工人的决心,省港大罢工进一步迅猛发展。据广东省总工会的同志介绍,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是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组织和领导。罢工前,中共广东区委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各工会代表举行秘密联席会议,决定举行总罢工,“沙基惨案”发生时,周恩来、陈延年等无数共产党人也在那支游行队伍里。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把东园横路上的东园作为罢工委员会办公用。在长达一年多的罢工运动中,罢工委员会组织严密,管理有效,拥有“东园政府”之称。而省港大罢工的许多参加者,也参与了后来的“广州起义”。

        如今,东园的罢工委员会旧址仅剩下一幢红楼,面对东园横路的大门并不是当年的正门,东园的正门已被淹没在高楼的夹缝中。从旁边一个工地的铁门进去,东园正门前一片荒草萋萋,门上“东园”两字是当年水师提督李准所书,尽管还有一些精美的雕塑,也已落满灰尘。

 

火红:从广州起义路到解放路

 

广州起义路上,这位征尘未洗的战士已凝固成广州坚毅的特殊地标。

 

中国共产党成长并走向胜利

        广州起义路上有许多制作锦旗和国旗的铺位,火红一片的色彩映衬着,路上也有几分壮美的感觉。地名办的负责人告诉我,“广州起义路”是为了纪念广州起义这一特定事件而命名的,不能简称为“起义路”,路上一些错误的路牌也已被纠正过来。

        而广州起义纪念馆就位于广州起义路北段。这里原来是国民党公安局,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气氛下,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了广州起义,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虽然政权成立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但是就在这条街道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在此次广州起义中就义的烈士们,就葬在如今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

 

赤卫队队员战斗过的红花岗现在已是松柏森森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广州起义领导者张太雷,在起义后第二天就在当时的大北门(如今解放路与盘福路交界一带)被反动派杀害。一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广州,大北门一带是解放军进城的道路,流淌过张太雷烈士鲜血的路面上终于迎来革命的胜利。在1951年建军24周年纪念日上,由当时广州市长叶剑英元帅主持,将解放军最先进入广州的原中华路更名为解放路。

        当年解放军进城时军民同欢的情况,如今可以在海珠广场上广州纪念雕像上看出来。一位雄姿勃勃的战土,征尘未洗,脸上带着笑意凝视远方,一手捧着花束,一手紧握钢枪。山岩峭壁般的轮廓显示了坚强的意志。

 

补遗:相关红色道路

执信路

        1928年执信中学迁到此处而扩建成马路,并因此而命名。执信中学是1921年为纪念朱执信,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原校址位于应元路。校内红墙绿瓦的古建筑群至今依然古色古香,朱执信先生墓已于1936年迁到这里。

 

东园路

        在广州沿江东路之北,有东园路、东园横路和东园后街,这些均得名于历史名园——东园。

        东园一带在一百年前,还是江边浅滩。清代末年,它被官僚圈占辟为园林,因在东濠涌口,园内又原有东关水汛,东鬼基等地名,故取名东园。它滨临珠江,得江月之美,亭台楼阁。树木花果俱备,成为一时名园。20年代,很多大型的反帝集会都在这里举行,故俗称东园广场。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广州十万群众在511日齐集东园,召开了“国民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提出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国贼等口号。这是在我国现代史上,广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次行动。

        东园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之前身)的诞生地。192255日至510日,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东园举行。

        东园还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省港大罢工的指挥部。

        东园,也是我国工人阶级武装力量第一次与蒋介石的军警兵戎相见,武装对峙的地方。19263月,蒋介石泡制“中山舰事件”的同时,还派兵包围东园。留园的一千多名纠察队员严阵以待,对峙竟日,挫败了蒋介石摧毁“东园政府”。

        东园又是我党很多领导人开发革命活动和培养革命骨干的园地。刘少奇、周恩来、陈延年、彭湃、萧楚女、恽代英等领导人都到过东园作政治报告。

   1926116日,帝国主义走狗偷偷焚毁东园。但罢工工人重建东园,“东园政府”又战胜了一次狂风恶浪。

 

   东园里苏维埃旧址因为一段特殊岁月而成了广州革命史上的一个传奇符号。

 

东园路旁的“东园政府”旧址在1964年已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几年已修建了纪念馆,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个好课堂。

 

中山路

孙中山早在1918年,他就精心撰写了《建国方略》一书。在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建设祖国的“实业计划”。其中,打算在我国建设三个世界级的大商港:一个是在渤海湾的“北方大港”;一个是在杭州湾的“东方大港”;一个是把广州建成“南方大港”。

由于军阀的统治和混战,孙中山关于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种种计划都化为泡影。19256月广州和香港十多万工人在邓中夏、苏兆征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世界工运史上罕见的大罢工。罢工委员会认为,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扼制,振兴实业,促进广东的繁荣和更有效地封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必须实现孙中山关于在广州和黄埔建设“南方大港”的计划。

在省港罢工委员的发动下,3000多名青壮年的罢工工人自愿参加筑路工作。经过半年的苦战,终于在1926年春建成了一条西起广州农林下路口、途径扬箕、冼村、石牌、车陂、东圃、鱼珠,东至黄埔,全长约18公里的陆路交通动脉。因为它是按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意图修筑的,故命名为中山公路(今为中山大道)

40年代后期,人们又把市内与中山公路相接的干道百子路、大东路、惠爱(东、中、西)路和西门口以西的新路分别称为中山二、三、四、五、六、七路。原中山公路西段称为中山一路。50年代,又续修了中山八路。一条横贯广州东西的“中山路”形成了。

 

地理人物

欢乐英雄榜

    朱执信(18851920)

   

 

   生于广东番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也是文采横溢的文学家,他一身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奋斗不息。他积极为《民报》撰文,先后参加1910年新军起义,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广州起义和讨袁、护法等武装斗争。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1920年秋,朱执信从上海赴虎门策动该地驻军讨伐盘踞广东的军阀莫荣新时不幸于921日遇刺身亡,时年36岁。

      邓荫南(1846-1923)广东开平人。因排行第三,且参加革命时年事较高,人们多称之为邓三伯。加入兴中会后,参与筹划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新安(令广东宝安县)组织武装响应。1922年陈炯明举兵叛变时,设法给在永丰舰抗击叛军的孙中山送去巨款,并在开平发动军民援助孙中山。192325日因忧愤劳累过度病逝于澳门,时年77岁。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张民达(19881925)广东梅县桃光石螺岗人,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将领。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在南洋联络华侨积极筹饷支持革命。在粤军中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多次参加孙中山领导指挥的重大战役。1925425日,张民达从蕉岭返汕头商议平乱,不幸在潮州覆舟殉难,年仅40岁。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民达为烈士。

 

交通指南

 

 

        途经起义路的公共汽车有:10419124425329519552664等路车,并可前往海珠广场。

 

 

途经先烈路的公共汽车有:27209658621116219201等路车,前往东园横路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可乘坐:5416101104106184194等车在越秀南路下,步行而至。    (制图:郭毓玲)

 

心灵地图

那些疼痛的烙印

        这几天,当我在广州市内搜索寻访着当年的革命史迹时,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将广州一点一滴红色征途串联在一起的,就是各条代表着革命历史的红色道路。因为在采访中广州地名办的程新生主任曾经告诉我,广州的路名有别于全国其他城市的一个特色,就是以近现代革命历史命名的路名特别多。

广州有以革命志士的名字而命名的中山路、执信路、仲凯路,还有以革命事件而命名的广州起义路、解放路、六二三路,也有为了纪念而命名的先烈路、光复路等。在这一个个路名中,慢慢舒卷出来的是广州辉煌的革命战斗历史。而从这一条条红色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州革命征途的整个脉络。

作为全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曾经以熊熊烈火唤起一个沉睡的民族,也曾经用鲜血映照革命的路途。黄花岗起义、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在那个风云际起的革命年代里,曾以一个先驱者的形象出现在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因为有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有商业潮湿味道的广州另外显示出刚强有力的一面。这让生活在今日广州的我们,依然为此而自豪。

前几天,有位同事在感慨地说,广州一些革命旧址已成为成一个地理符号,很少人再去挖掘其历史意义。虽然是这样,但成为地名的红色道路,毕竟让后人有了追溯渊源的参考,我们更担心的是那些被淹没在历史尘灰中和商品大潮里,从此无迹可寻的革命旧址。因此,当我走在华侨五烈士斑驳的墓道上,当我看到朱执信墓的亭子里堆放的垃圾,还有东园原正门下的杂草时,才会有那种深刻的痛楚感觉;也因此,当我经过广州起义路边的红旗下,或者乘车从宽阔的解放路、繁忙的六二三路上穿行,我才更深刻地记起,曾经有人用鲜血铺设了这些路面,并且交融在一起注视着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时光在飞逝,行走在红色道路上匆匆往来的脚步也许会遗忘了什么,但是广州已经用名字的方式,将这段革命的岁月打到自己的生命里,成为广州的标志,成为与广州躯体一起成长的烙印。无论岁月流逝,当我们在遥远时空的一个和平的岁月里,触动着广州生命里红色的烙印,尘封在岁月里的记忆一下子变得鲜红而清晰。

        编者按:历时两周的红色记忆将在今天停下了行色匆匆的脚步,记忆以小红楼开始,到红色道路结束。对于广州这段血与火淬炼过的历史,虽然我们仍旧摆脱不了要回忆过去,但我们最终还是将我们关注的视角停留在了现在。

        一个城市的过去自会留给撰史修志的专家学者们评说,而我们能够握有的就是这个城市所有的“现在”。在“现在”里,我们将充当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和一个感情丰沛的体验者;在“现在”里,我们把眼睛、心灵和热爱留给了这个城市,若干年后,这所有的一切也将成为真实的历史。

        下一站我们将游走在广州“老字号”的喧嚣与沉默里,于一个一个拾掇回来的“现在”片断里去重温“老字号”的兴衰浮沉。

   本版执行/本报记者  郭毓玲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邹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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