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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绿培英信望爱
发布时间:2009-08-12 08:50:54

培英中学,羊城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至今,已走过129个春秋。

听松园原址的旧楼。

  这所中学的建立,颇具传奇色彩。约130年前,一个叫那夏礼的美国人,扬帆越洋颠簸一百多天,来到广州花地,播下新学的种子。如今在广州、台山、江门、香港、加拿大温哥华等地,都开设了以“培英”命名的学校,它们都是从广州“培英”衍生而来。

  培英中学,是现代教育理念最早扎根的广州中学之一。这里既有学识渊博的外籍老师,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中国鸿儒,他们建起了中学早期的实验室,并大力推广现代体育,培养出多名男子排球国手,赢得“排球少林”的美誉。

  它,也是一间命途多舛而生生不息的学校。从听松园的琴韵书声,到香港岛上的不灭灯火;从韶关曲江的坚实足印,到连县双喜山的竹林弦歌,那是一部史诗般厚重的迁移史。

  如今,听松园里,片瓦无存;白鹤洞中,培英中学仍在续写百年历史。回顾培英的发展,仿佛触摸到了广州现代教育跃动的脉搏。

  花地植根中西融会

  培英中学的校祖那夏礼,出身于美国一个贫农家庭。1866年,他奉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之命,来中国传道兴学。他乘坐小型帆船,越洋颠簸109天,才到达香港,继而在珠江流域一带开始传道。

  街头设帐教授西学

  当时,风气未开,人们不知西学为何物,那夏礼决定从开设蒙学做起。他在沙基街头设帐,最初只有几名学生。1879年,他在同德大街开办安和堂,开设数理、英文等课程,学生逐渐增加。随着求学人数进一步增多,1887年,那夏礼和岭南大学创办人之一尹士嘉,购入花地听松园3.3万多平方米,改名为培英书院。

  听松园,是晚清爱国诗人张维屏辞官归隐的地方。“东临蓬馆,西接烟雨名津,书声琴韵,花香鸟语总宜人”,流传了百多年的培英中学校歌,描绘的就是当时听松园一带的旖旎风光。蓬馆,指的是康有为幼年读书的小蓬仙馆,而烟雨名津,则指昔日羊城八景之一“大通烟雨”。选在这样一个景色优美、书香氤氲的地方办学,足见那夏礼的良苦用心。

  培英书院是一所男校。书院早期带有教会色彩,分小学、中学、神道学等学级。1912年,后来任培英中学校长的傅世仕,考入培英小学二年级。他回忆,除国文外,书院还有地理、历史、图工音体等课程,令他感到新鲜有趣,而最令他高兴的是“不必死背课本”。 

  治学严谨名师荟萃

  1919年,培英书院改名为协和中学,校董会委任关恩佐主持校政,这是华人管理培英中学的开始。1926年秋,培英中学正式移交中华基督会广东协会接管,这所中学完全变成华人自办学校。

二十世纪30年代培英排球队合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培英中学,遐迩蜚声。这里设施齐备,较早办起实验室,各种实验仪器及设备十分完善,并且注重职业教育,根据学生意愿,分编普通、文史、英文、商业、师范等班。更重要的,这里汇聚了一批名师学者、硕学鸿儒,他们学识渊博,风格不一,不少人具有留学背景,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一位华人校长关恩佐,曾留学美国,仪表非凡,博学多才,平时庄严肃穆,不假言笑,注重守时和效率,有美国人的作风。我国著名翻译家、新闻学教授叶启芳,也曾任校长。他演讲时,如行云流水,亦谐亦庄,饶有风趣,对所阐述的问题,条分缕析,娓娓动听。曾任教务长的徐甘棠,是清末举人,同时也曾留学美国专攻数学,旧学新知均有造诣。他主讲中国历史,从不带课本,不用讲义,一上课,就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每到精微之处,引古证今。

  此外,还有著名教育家陈其瑗、易学研究名家李镜池、被称为广州数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林松生……这些名师加深了培英中学办学的文化底蕴,也使得它在中西文化交汇和碰撞中,显示出有趣而独特的一面。

  “排球少林”输送名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培英中学不仅注重实用知识的传授,还以锻炼学生体魄、强化体育运动著称。

  1917级的校友陈思齐回忆,那时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早6时正,起床号准时响起,五分钟内,要出现在楼下,准备早操。早操时,即使是寒冬,也只准穿短裤和薄衣。操练结束后,每人还必须在运动场上跑一圈。那时,还有一个叫睦美灵的美国籍老师,是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除教英语外,兼上体操课。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几年后,陈思齐由昔日同学眼中的“奀仔”(粤语,指瘦小体弱的人),变成身壮力强的“大汉”。

  如此浓厚的体育风气下,培英中学的各种体育项目都人才辈出,其中排球尤为出名,公开比赛常夺鳌头。当时,培英中学的排球在全国一枝独秀,先后有23人入选当时的国家队。1923年远东运动会,培英中学的谢应麟、刘权荣等四人,被选拔为国家队代表,占当时国家队员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排球史上一段佳话。此外,刘权达是我国第一位女排教练,邝瞻善老师被媒体喻为“中国排球之父”。还涌现曹廷赞、谭永湛、陈英宽、陈泽棠、丘广燮等中国早期男排名将,培英中学也因而赢得“排球少林”的美誉。

  培英精神薪火相传

  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培英中学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当时广州政局不稳。1925年9月的一天深夜,土匪闯入培英中学校园,挟持学生老师50多人。在各方奔走呼告下,这些学生老师才陆续获释。此事后,惊魂未定的学生纷纷退学,小学部一度停办。

  培英体系

  枝繁叶茂

  

校友楼是培英中学的标志性建筑物。

  挫折中往往孕育着新机。1927年,当时校长叶启芳,有感于花地是郊区,低年级学生求学不便,提议在广州西区增设分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培英中学第一分校,在西关兴贤坊建立,开办小学三至六年级及初中一年级。1928年,正式定名为培英中学西关分校。西关分校的开设,大受家长欢迎,入学人数剧增。

  此后,培英的体系,在粤港两地如大树般扩展开来:1930年,开设台山分校,即现在台山培英中学前身;1934年,接办江门启德、启智两间教会学校,合并为北街分校小学部,即是现在江门培英中学前身;1937年,随着抗战爆发,开办香港分校,即现在香港培英的前身。

  而广州培英正校,校舍日渐残破,加上面积狭小,难以容纳大量学生。1934年初,校长洪高煌发动迁校募捐运动,购得现在培英中学鹤洞校区所在地。

  培英校友

  临危救母校

  就在师生们满怀希望,开拓荒芜之际,抗战烽火起,学校纷纷外撤。1937年,羊城失守,培英中学师生辗转迁徙港澳、粤北地区,开始了长达8年的逃难生涯。数度陷入停办的险境,危急关头,多亏培英各地校友的帮助,培英中学得以薪火相传。

  1937年9月,日军对广州市区狂轰滥炸,不少培英学生疏散到港澳暂避。广州培英正校南迁,与香港培英合办,租用当地的简陋旧屋作为课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入侵香港,香港培英小学部停办,中学部则迁至澳门,与南迁的西关分校合办。

  然而,烽火乱世,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3年5月,广东省教育厅致电培英中学校董会,嘱咐学校从速内迁。培英中学师生突破防线,远涉韶关曲江,很快便免费借到课室,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校舍,白天上课,晚间交还。这间夜校的校长王以敦,正是培英的校友。

  但在这间临时校舍,学生仅上了两周课。日军疯狂进犯曲江,一枚炸弹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青年会的房舍被震塌。

  城市是敌机轰炸的目标,老师们决定到郊区找校舍。当时,刚好广东最大的南方被服厂厂房出卖,开价32万元。当时的校长傅世仕马不停蹄,立即开始筹款,他们先到桂林,但两周仅筹得六七千元,离目标甚远,前景一片黯淡!

  此时,一位校友透露:校友司徒新在滇缅公路经营运输业,生意兴旺。傅世仕立即前往商谈。得知母校困难,司徒新慷慨地捐出30万元法币。按当时的物价推算,约相当于3万美元,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师生们以分秒必争的速度恢复上课,用厂里厚达一寸多的木板钉台凳、黑板和床等,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双喜山

  携手渡难关

  然而,在曲江的安定,只是短暂的。1944年4月中旬,傅世仕从广东省教育厅获得可靠消息:日军计划在8月进攻衡阳南下,从广州北上夹攻曲江。培英中学的师生,必须又再进行疏散!神州大地,哪里是培英师生的容身之所?

  清远连县,抗战时期是广东省政府的所在地,连县的双喜山,有美国长老会的基地,主管人冯世安,以前是培英的资深老师。怀着一丝希望,傅世仕乘火车北上,向冯世安说明,培英中学除迁到连县之外别无他法,否则只有解散学校。冯世安最后答应,拨出双喜山大片土地建筑校舍,并由长老会负责拨款。

  1944年6月1日,随校疏散的师生,沿小北江逆水上连县。经过十天的水陆兼程,他们终于来到了双喜山。师生们齐动手,盖松皮课室宿舍,为复课做准备。在这过程中,他们得到校友邵德森的大力帮助。他是粤北最具规模的双喜山医院的院长,他听闻母校有困难,拨出两座护士宿舍给培英老师做宿舍。

  培英迁至双喜山两个多月后,真光中学也迁至这里。为了更方便开展工作,两间学校协商合作,合教分管。这是培英中学男女同校的开始。

  荒山僻壤

  书声琅琅

  1944年9月,培英、真光,还有迁到这里的培道、协和、岭南附中等基督教中学,正式开课。竹林树阴间,书声琅琅,不时可听到弦歌之声。刺耳的防空警报,依然不时撕破天际,但这里毕竟是荒山僻壤,师生赢得短暂的安定。

  粤北逃难的时光,傅世仕校长数十年后回忆,仍难掩心中激动:“我们在曲江、连县、三江,每唱校歌,都怀念沦陷了的校园,不知何时才能收复!悲愤交织的心情,给我们抗战到底的勇气。”

古树见证培英悠久历史。

  培英中学,以白绿为标志。纵然战火纷飞,终究没能把这白绿之光湮没。抗战胜利后,培英中学师生归心似箭,回迁白鹤洞。

策划:赵  洁

  撰文:梁  婵

  摄影:王维宣 黄澄锋